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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犯人被押送到看守所时，警察杜湘东正为调动的事儿憋闷着。

他是1985年警校毕业以后，直接分配到所里的，至今工作已满三年。当初上面找他谈话，说有个郊县刚成立了第二看守所，眼下很缺人，尤其缺大学生，你过去算了。杜湘东有点儿抵触，他说，我是刑侦专业的，不让我到街上抓人，倒让我在号子里看人，这不是本末倒置吗。他本想说大材小用，后来一想，这么说太狂妄了，所以话到嘴边就换了词儿。有情绪自然要做工作，上面就用螺丝钉、时传祥等等套话来磨他。一来二去，杜湘东的耳根子就被磨软了，脑子也被磨乱了。正在这时，上面又抛出一个条件：你是异地生，按理该回湖南原籍，如果答应去看守所，那就留京了。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杜湘东就答应了。但再考虑考虑，他又觉得组织上不太地道。所谓异地生留京一说，他有不少同学都是这个情况，但为什么有人能留在分局甚至市局的机关里，偏他要去郊县的看守所？比如跟他同宿舍的徐胖子，体能考核永远不达标，案例分析只要有女受害者都答成“情杀”，结果怎么样，人尽其才地分配到治安科管扫黄去了。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关系，他舅舅是学校新调来的政治部主任。再说那时的北京，出了永定门就是一片仓库，再往南走恨不得全是菜地，杜湘东所在的看守所更是建在了菜地边缘的山底下——这种地方算“北京”吗？如果算，干吗周围的老乡管进城不叫进城，而是要说“上北京”？就算落了个北京编制，杜湘东却感觉自己是被发配出京了。

但他这人又和别人不同。别人是有了情绪就工作懈怠，他是越有情绪越玩儿命工作。都受情绪影响，但影响的方向是反着的。在所里待了半年，他值了几十个通宵夜班，连过年也把探亲的机会让给科里的缺牙老吴了。监舍里有人自杀，吞进了七个鸡蛋大的象棋子，是被他掐着脖子愣从嘴里抠出来的，犯人临了还狠狠咬了他一口，差点儿把他的小指头咬掉了。所里给他开表彰会，他的脸上还是冷冷的。让他发言，只有一句话：“都是职责之内。”倒把所长晾了个大红脸。

后来所长也找他谈话，开门见山：“在咱们这儿不痛快？”

杜湘东说：“没有。”

所长说：“心里有事儿就说吧。除了关心犯人的思想，还得关心你的思想，我也够累的。”

杜湘东便也直说：“我觉得我不该干这活儿。”进而又说，他当年考警校想的是立功，是破案，是风霜雪雨搏激流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没想过要在阴森森的走廊里巡视犯人的吃喝拉撒。他还说，他知道光想着干大事儿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但要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诳来，再稀里糊涂地把心里那点儿浪漫给打消了，他就觉得窝囊了。

之所以有话直说，是因为杜湘东认为所长能够理解他的情绪，或者说得虚点儿，就叫情怀吧。所长是从部队转下来的，在越南前线指挥过一个连，身体里至今留着两枚手榴弹弹片。记得刚来报到时，所长还仔细看过了杜湘东的简历：各项考核成绩全队前三名、擒拿格斗在省级比赛里拿过名次……看完以后嘟囔了一声：“哟，屈才了。”

如今面对他的抱怨，曾经的战斗英雄会做何感想？所长点了颗烟，三口抽完，然后开始转肩膀：右手小心而用力地按住左肩，左胳膊举高，牵引着那条膀子缓缓转动，正反各十下。一边转着，额头上就冒出汗来。这是例行功课，每天若干次，说是能防止弹片更加深入地嵌入骨头。这时屋里没声儿，所长专心地转，杜湘东专心地看。片刻，所长吁了口气，重新开口：“可要刚来就走，别的单位怎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人不踏实？”

又说：“干满三年再说。”

说完挥手让杜湘东出去，不谈了。三年之约，这当然有可能是随口而出的托词，更有可能是想耗着杜湘东。不过从个人立场上，所长分明又是同情他的，甚至可以说是承认他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人家有了这个态度，杜湘东便感到了欣慰，进而又不好意思起来。说到底，警察就是份儿职业，风光的刑警如此，乏味的管教也是如此，一个像样儿的人既然拿了工资，就该对这份职业尽心。心没尽到还说怪话，那就有点儿不像样儿了。

此后两年多，杜湘东没再提调动的事儿。慢慢的，他对看守所的生活也习惯了。单位小有单位小的好，起码人际关系简单，不必时刻哈着谁拍着谁，这就很对杜湘东的胃口。郊县也有郊县的好，食堂的菜肉都很新鲜。就连寂寞也有寂寞的好，看守所的阅览室订了几本文学杂志，上面的作家都爱在个人简介里声称自己是个“享受寂寞的人”。其间还真有个作家来所里体验生活，却怎么也看不出耐得住寂寞，一来就叫嚷着要到女队蹲点儿，去记录女犯人“灵与欲的碰撞”。在假寂寞面前，真寂寞倒成了一件有成就感的事儿。唯一让杜湘东仍感不痛快的，是有时回警校去参加同学聚会。那些分在重要岗位的同学都热衷于吹嘘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要案——这两年的案子的确多了，也变得光怪陆离了——什么在歌厅里贩毒的，冒充港商诈骗的，还有承包了个印刷厂，白天印党员学习材料晚上印裸体扑克的。光荣负伤的同学更会撩起衣服展示伤疤，还不忘对杜湘东告诫一句：

“哥们儿好不容易把人抓进来，你们可得看好了啊。”

心里一不痛快，聚会也懒得参加了。有时一想，留京以后别说没交上什么新朋友，就连老朋友都慢慢淡了，这实在有点儿悲哀。但再一想，什么日子不是过，如果总能这样，人简单着，嘴新鲜着，心寂寞着，那其实也挺好。

至于重新想起那个三年之约，是因为杜湘东要结婚了。这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一个生活在荒郊野外的单身汉，想结婚简直比动物园里的大熊猫配种都难。其实还是拜所长所赐。那两年什么地方都在搞创收，看守所的经费本来就紧张，于是也创。项目之一，就是替轻工业局下属的食品公司搞加工。所里组织犯人生产冰棍里面的那根棍儿，每个礼拜打包运到菜地另一端的冷库去。刚开始都是所长亲自带人去送，去了两趟，就指名让杜湘东代劳了，并且指名让他找一个叫刘芬芳的冷库管理员交接。所长还替俩人算了账：刘芬芳二十一，杜湘东二十五；刘芬芳一米六，杜湘东一米七五；刘芬芳虽然家在北京，工作也在城里，但她就是个高中毕业，编制是工人，杜湘东虽然是外地人，常年驻守在郊县，但却是大专毕业，编制是干部……以己之长攻彼之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怎么算怎么“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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