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一生 曾两次翻译《简·爱》

李 婷

笔者从中国作家手稿与文本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茅盾一生中曾两次翻译过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但基于各种原因都在中途停止。第二次的未完成手稿在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被发现。同时被发掘出的还有一封《简·爱》最早中文全译者李霁野写给茅盾的信。

该信为佚信。它由茅盾之子韦韬于上世纪90年代捐赠上海图书馆。这封信的正文只有200字不到。信中，李霁野提出希望重读茅盾“曾于30年代写评《简·爱》一文”，理由是“我对您提的某一句译法很感兴趣，我原也是照您的句子译的，别人提议改，我改了。”刘明辉考证出写信年代为1980年，当时李霁野76岁，茅盾84岁高龄。次年，李霁野收到了回信，不到一个月茅盾便与世长辞。

目前学界已知的一个说法是：李霁野翻译出《简·爱》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后，最早联系的出版机构是中华书局。他曾于1933年7月20日写信给中华书局，欲将译稿出售给该书局，但被时任编辑所所长的舒新城批示“不用”。此信目前藏于中华书局的档案中。

中华书局没有接受这份译稿，“理由是舒新城早先已约请了一位文坛大家来翻译这部作品，这位大家即是茅盾。”刘明辉告诉笔者，从茅盾与舒新城的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早在1931年，舒新城就请茅盾来翻译《简·爱》，1932年因战争原因中止翻译。这是茅盾第一次翻译《简·爱》。第二次，则是1935年郑振铎编《世界文库》，邀请茅盾翻译一篇连载的长篇小说。这件事在茅盾的晚年回忆文章《一九三五年记事》中曾被提及。

循着这一线索，刘明辉竟在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茅盾名下的1215条记录里惊喜地发现了《简·爱》第二次未完成译稿。该译稿封面名为《珍雅儿》（第一册），以黑色钢笔书写于绿色硬封面的笔记本。乍一看，不容易发现是《简·爱》的译稿，但文首标注出的作品英文名“珍雅儿（JANE EYRE）”泄露了“天机”。正是因其译名与后来通行译名相距甚远，以致入藏22年未被注意。

摘自《文汇报》

想想我的中学时代

冯骥才

人近中年，常常懊悔青少年时由于贪玩或不明事理，滥用了许多珍贵的时光。想想我的中学时代，我可算是个名副其实的“玩将”呢！下棋、画画、打球、说相声、钓鱼、掏鸟窝等，玩的花样可多哩。

我还喜欢文学。我那时记忆力极好，虽不能“过目成诵”，但一首律诗念两遍就能吭吭巴巴背下来。也许如此，就不肯一句一字细嚼慢咽，所记住的诗歌常常不准确。我还写诗，自己插图，这种事有时上课做。一心不能二用，便听不进老师在讲台上讲些什么了。

我的语文老师姓刘，他的古文底子颇好，要求学生分外严格，而严格的老师往往都是不留情面的。他那双富有捕捉力的目光，能发觉任何一个学生不守纪律的行动。瞧，这一次他发现我了。不等我解释就没收了我的诗集。晚间他把我叫去，将诗集往桌上一拍，并不指责我上课写诗，而是说：“你自己看看里边有多少错?这都是不该错的地方，上课我全都讲过了！”

他的神色十分严厉，好像很生气。我不敢再说什么，拿了诗集离去。后来，我带着那本诗集，也就是那些对文学浓浓的兴趣和经不住推敲的知识离开学校，走进社会。

社会给了我更多的知识。但我时时觉得，我离不开、甚至必须经常使用青少年时学到的知识，由此感到那知识贫薄、残缺、有限。有时，在严厉的编辑挑出来的许许多多的错别字、病句，或误用的标点符号时，只好窘笑。这时我就生出一种懊悔的心情。恨不得重新回到中学时代，回到不留情面的刘老师身边，在那个时光充裕、头脑敏捷的年岁里，纠正记忆中所有的错误，填满知识的空白处。把那些由于贪玩而荒废掉的时光，都变成学习和刻苦努力的时光。哦，中学时代，多好的时代！

当然，这是一种梦想。谁也不能回到过去。只有抓住自己的今天，自己的现在，才是最现实的。而且我还深深地认识到，青年时以为自己光阴无限，很少有时间的紧迫感。

如果你正当年少，趁着时光正在煌煌而亲热地围绕着你，你就要牢牢抓住它。那么，你就有可能把这时光变成希望的一切。你如果这样做了，你长大不仅会做出一番成就，而且会成为一个真正懂得生命价值的人！

摘自《冯骥才语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