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湘东这才反应过来，所谓六机厂，就是第六机械厂，也就是俩犯人姚斌彬和许文革原先工作的厂子。当年国家要搞工业化，北京首当其冲，在城西边建了首钢，东边和南边则依次排开了化工厂、模具厂、火力发电厂……光负责机械制造的就不止一个，按照分工不同，一生二二生三地顺延下去。排到六机厂，城里的地皮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选址在了郊区。而农田和荒野之间生生拔起一座工厂，对于原住民的生活影响可想而知。杜湘东老家所在的县城附近，也有那么一家厂子，是个上万人的锅炉厂，厂里的子弟从小吃的、穿的、用的，甚至说话的口音都与他这种本地孩子不同。如果不是托了关系到工厂附属学校上学，杜湘东或许不会萌生出通过考学成为一个“公家人”的愿望，更不会知道北京有所警校正在面向全国招生。他从姚斌彬和许文革想到自己，忽然感到此时下车如同一种冥冥的内定，既偶然又必然，既莫名其妙又顺理成章。

于是他跟着身边的几名工人，不紧不慢地往工厂方向走去。农田尽头耸立着厂房和围墙，越往近处，越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也多亏了这身‘皮’，杜湘东刚一出示证件，说想要“了解一些情况”，传达室的人立刻便给保卫科打电话，叫来了那位膀大腰圆的副科长。过了将近一个月，胖子的脸已经养得直冒油光，头上的纱布却不摘，仿佛光荣负伤的瘾还没过够。这人也认得杜湘东，诧异道：

“那案子刑警不是调查过了吗，你一狱警又来干吗？”

杜湘东面无表情地告诉对方，第一，他不是狱警，而是一名看守所管教；第二，甭管是刑警还是管教，只要警方有调查的需要，保卫科都有配合的义务。副科长嘟囔起来，说把犯人送过去那天，该交代的情况不都交代了嘛。杜湘东立刻又纠正：目前案子还没经过法院判决，人也还没正式移交监狱，因此对姚斌彬和许文革的称谓就不应该是“犯人”而是“犯罪嫌疑人”。这就有点存心较真儿了。在那个年代，上述法律常识还不普及，也根本没人会深究，就连看守所的管教都一口一个“犯人”地叫，仿佛进来的一定会判，不是罪大恶极也不会进来。而杜湘东非要找碴儿，是因为他预估了胖子是哪种人——你要不当回事，他就煞有介事，你要煞有介事，他就特当回事。

胖子果然肃穆起来，引着杜湘东走进厂区，来到主楼一层的保卫科办公室。他给杜湘东沏上了茶，又专门让手下科员拿个本子来做记录，这才说：“您想了解什么？”

杜湘东直截了当问：“姚斌彬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胖子像受了刺激，跳脚道：“你们不会都觉得是我弄的吧？刑警这么问，厂里的人也这么议论我。虽说我当年打过姚斌彬他妈的主意，人家没看上我，让我挺没面子，可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的孩子都上班了，我就是肚量再小也不至于没完没了地跟一个女人记仇吧？那孩子的伤真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他们把机器从车壳子里吊出来，悬在一米多高的铁架子上，本来就没挂牢实，我们进去一冲一乱，那铁砣子就落了下来，正好砸在姚斌彬按着前保险杠的手上——不信你问他，我有人证。”

记录员便从本子里抬起头来：“这是事实。刑事责任，我们也不敢撒谎。”

副科长又说：“我还专门找人问过，这种情况算误伤，误伤就不赖我对吧？”

杜湘东点点头：“你别激动，我又没说赖你。那么许文革把你打了，是在姚斌彬受伤之前还是之后？”

副科长叹口气：“在这之后。他本来也没反抗，还偷偷央求我们说要‘私了’呢，不想混乱中姚斌彬伤了，我又没看清楚，趁势踹了姚斌彬两脚，他就跟疯了似的朝我来了，抄起个扳手就把我给‘花’了。”

杜湘东接着问：“许文革干吗那么护着姚斌彬？”

“俩人从小就跟哥儿俩似的。姚斌彬怂，长得像个女孩儿，在外面没少挨欺负，为了他，许文革把十里八乡的混混儿都打遍了。这孩子性子狠，跟谁有仇当面不吭声，但日后一定得找回来；而惹了他还是小事儿，要是惹了姚斌彬，他非跟你玩儿命不可。”

记录员像个尽职的捧哏，又补充道：“以前还有风言风语，说他俩是……那个什么……”

听得杜湘东眨了眨眼，也跟着问：“到底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谓“那个什么”，在当时的日常语境里不大好说出口，专门的术语则称为“鸡奸犯”。记得看守所也来过这么一位，是在著名的东单公园被抓获的。那人刚住进监舍就抗议，说别人要轮奸他，闹得他不敢睡觉；没过几天屋里的人也抗议，说此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厌其烦地邀请大家来轮奸他，闹得谁都不敢睡觉。后来只好把这人关到单间里去了。

而副科长却哈哈一笑，挥手道：“这他妈不是扯淡嘛。厂里的老人儿都知道，许文革跟姚斌彬好，是因为他从小没爹没妈，相当于是姚斌彬他妈带大的。而且他还谈过一个女朋友呢，跟姚斌彬他妈当年一样，也是厂花。”

“许文革的女朋友在哪个车间？”

“早不在厂里了。都是厂花，不过厂花跟厂花可不一样。现在的女的多精啊，知道臭工人没前途，所以找许文革也就是图一乐儿，后来认识了个工业局的干部子弟，没两天就跟人家结婚了，又没两天就调到机关坐办公室去了。”

说的是许文革的感情生活，却让杜湘东仿佛被谁窝心踹了一脚。他又问：“那么和姚斌彬与许文革关系密切的还有什么人？”

“也就姚斌彬他妈了。过去是个质检员，现在退休了。”

“把她家地址给我。”

从保卫科出来，杜湘东绕过高耸的主楼，这时却从一扇窗户里听到了女工的合唱：“我却没法分辨，我终日不安，他俩勇敢和可爱呀，全都一个样……”是苏联歌曲《山楂树》，五一劳动节快到了。再穿过一道铁栅栏门，就是职工宿舍。院子由若干幢红砖楼和灰砖楼组成，红砖的是近两年新盖的居室楼，灰砖的则是筒子楼。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正在翻捡着空地上的垃圾堆，风把灰土纸屑吹起来，直钻到她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里去。杜湘东按照保卫科提供的门牌号钻进一幢格外破旧的筒子楼，只觉得走廊里暗无天日，饭味儿、霉味儿和隐约的屎尿味儿闷在一处，近乎发酵。他爬上四楼，先在楼梯拐角看见了个蜂窝煤炉子，炉子上烧了一壶热水。再往纵深里踱几步，总算发现了一道开着的门，门口挂着一道油渍麻花的布帘子。这就是姚斌彬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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