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明欣

郑州，一个因举行铁路工人大罢工而被共产国际称为“中国工人自此登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政治舞台”的地方，一个因在中国建成第一个铁路交通十字中心而被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在新时代它正在谋划着更大的布局，建设中原城市群、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争当中原崛起的龙头……

郑州在它形成发展过程中，铁路交通起了重要的作用。郑州最具有历史文化建筑的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个别年轻人的印象里被遗忘。提到“二七”，他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二七商圈、二七万达广场等。笔者曾参与过一个街头采访活动，主持人问最能代表郑州形象的建筑是什么，有个别年轻人认为是位于郑东新区CBD的“大玉米”楼，听到这个回答笔者感到有点遗憾。笔者认为，二七塔是郑州的灵魂，是“二七精神”最形象化的代表，它除了蕴含着中原文化、商业文化外，还代表着作为郑州文化重要起源的红色文化。

推开历史之门，重温一段革命工人血染大地的英雄史诗，我们发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谱写了中国工运史上一页激昂悲壮、荡气回肠的篇章，它引发的历史教训，对当时推动我党和国家的进程有着极具深远的意义。

“二七”大罢工发生在中共二大后不久，这个罢工是为成立全路总工会而起。1923年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1936年6月，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文中写道：“这个罢工显然为中国职工运动开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变到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阶段。这次斗争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亦如他在《“二七”与国民革命》一文中所评论：“二七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实行国民革命之具体表现”。二七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影响巨大。

以实行国共合作为主题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二七”大罢工四个月后召开的，正是这次大罢工，进一步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二七”大罢工的实践，使人们意识到争取自由不只是工人的事，亦是全国人民，乃是全世界同胞的事。并且，在“二七”大罢工期间，民族资产阶级充分暴露了他的两面性，有一部分资本家在直系军阀的控制下，反对罢工；还有一部分人，一方面害怕罢工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一方面又反对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施压。此种情况，使得广大党员和工人意识到，工人阶级应集中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此外“二七”大罢工还表明，光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应该把其他革命阶级看作革命的动力，并和他们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可以说，正是“二七”大罢工为国共合作政策打下了基础，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催化剂。上世纪20年代，全国范围内党派众多，孙中山先生为何只选择了当时在全国加起来只有几百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合作。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能广泛发动工农群众、走人民路线的能力，而且也被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中，尤其是在“二七”大罢工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拼搏、进取、不怕牺牲的“二七”精神所感染，因而下决心要实现国共合作。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同90多年前罢工工人面临的历史任务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二七”大罢工所蕴含的“二七精神”，是郑州独特的精神品质，她让“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的精神永放光芒，成为人们继往开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郑州人民书写建设家园的新篇章。我们要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让红色文化成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作者系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