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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我的表叔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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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我的表叔沈从文

从12岁出来,在外头生活了将近45年,才觉得我们那个县城实在是太小了。不过,在天涯海角,我都为它而骄傲,它就应该是那么小,那么精致而严密,那么结实。

第一次见表叔

那个凤凰小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洼里。我爸爸在县里的男小学做校长,妈妈在女小学做校长。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孔庙前文星街和一群孩子疯闹,忽然有人告诉我,你们家来了个北京客人!

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北京客人。这个人和祖母围着火炉膛在矮凳上坐着,轻言细语地说着话,回头看见了我。

“这是老大吗?”那个人问。

“是呀!”祖母说,“底下还有四个咧!真是旺丁不旺财啊!”

“喂!”我问,“你是北京来的吗?”

“怎么那样口气?叫二表叔!”祖母说,“是你的从文表叔!”

我笑了,在他周围看了一圈,平平常常,穿了件灰布长衫。

“嗯……你坐过火车和轮船?”

他点点头。

“那好!”我说完马上冲出门去,继续我的疯闹。一切一切就那么淡漠了。

几年以后,我将小学毕业。一天,一个中学生和我谈天,我问他:知不知道北京的沈从文?他是我爸爸的表弟,我的表叔。他说:“知道!他是个文学家,写过许多书,我有他的书,好极了,都是凤凰口气,都是凤凰事情,你要不要看?”

他借给我的一本书叫作《八骏图》,我看了半天也不懂,就把书还给那个中学生。

读懂了沈从文

许多年过去了。我流浪在福建德化山区里,在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天,老板说我的头发长得已经很不成话、简直像个犯人的时候,居然给了我一块钱。我高高兴兴地去理了一个“分头”,剩下的七角钱在书店买了一本《昆明冬景》。

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

将近两年,院子的红梅花开了两次,我背着自己做的帆布行囊远远地走了。在流浪的日子里,我过去短短的少年时光所读的书一下子都觉醒了,都活跃起来。生活变得那么有意思,几乎是,生活里每一样事物,书本里都写过,都歌颂或诅咒过。每一本书都有另一本书做它的基础,那么一本一本串联起来,自古到今,成为庞大的有系统的宝藏。

以后,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其中收集了从文表叔的几乎全部的著作。我不仅明白了他书中说过的话,他是那么深度地了解故乡土地和人民的感情,也反映出他青少年时代储存的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语言的魅力,对以后创作起过了不起的作用。对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来说,这几乎是奇迹。

近30年的通信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只身来到上海,生活困难,幸好有几位前辈和好友的帮助和鼓舞,工作才干得颇为起劲。先是在一家出版社的宿舍跟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然后住到一座庙里,然后又在一家中学教音乐和美术课。那地方在上海的郊区,每到周末,我就带着一些刻好的木刻和油画到上海去,给几位能容忍我当时年轻的狂放作风的老人和朋友们去欣赏。

我已经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他的毛笔蝇头行草是很著名的,我收藏了将近30年的来信,好几大捆,可惜在令人心疼的前些日子,都散失了。有关传统艺术的系统知识和欣赏知识,大部分是他给我的。那一段时间,他用了许多精力在研究传统艺术,因此我也沾了不少的光。他为我打开了历史的窗子,使我有机会沐浴着祖国伟大传统艺术的光耀。在1946年或是1947年,他有过一篇长文章谈我的父母和我的行状,与其说是我的有趣的家世,不如说是我们乡土知识分子在大的历史变革中的写照。表面上,这文章有如山峦上抑扬的牧笛与江流上浮游的船歌相呼应的小协奏,实质上,这文章道尽了旧时代小知识分子、小山城相互依存的哀哀欲绝的悲惨命运。我在傍晚的大上海的马路上买到了这张报纸,就着街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泪湿了报纸。

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得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和他同屋的是一个报社的夜班编辑,我就睡在那张夜里永远没有主人的铁架床上。床年久失修,中间凹得像口锅子。据我的朋友说,我窝在里面,甜蜜得像个婴儿。 摘自《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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