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籍作家首位获得者。有人说莫言将陷入“诺奖魔咒”——得了诺奖就很难再进行持续创作，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却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果然，在距莫言获诺奖已经过去整整八年，距出版上一部小说已过去整整十年的2020年，莫言推出了新作——昨日，莫言携新作《晚熟的人》重返读者视野，这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晚熟的人》中，莫言根植乡土，用12个故事讲述获诺奖后的里里外外。12个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从上世纪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

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

莫言曾说：“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在这本蕴积了近十年的《晚熟的人》中，莫言改变了他一贯的讲故事的方式，既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又明显注入了新的元素——汪洋恣肆中多了冷静直白，梦幻传奇里多了具象写实。

此次，他的眼光不再聚焦于“英雄好汉王八蛋”，而是转向了那些最平凡最不起眼的小人物。莫言写下他们的故事，好似不经意地在一张白纸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坐标。看完这12个故事，所有的坐标都被一条无形的线联系起来，才会发现，莫言讲述的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时代的潮起潮落。这其中，就有我们所处的21世纪。

这依旧是以家乡高密东北乡为背景的故事，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用童年经验和想象力织造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一去不复返。对于故乡的变化，莫言很坦然：“将逝去的留不住，要到来的也拦不住。”时代变了，故事照讲，《晚熟的人》又带回了我们熟悉的那个“说书人”莫言。

将自己写进故事里

莫言讲故事向来爱用第一人称“我”，《晚熟的人》延续了这一习惯。不同的是，这12个故事中的“我”大都借用了作家本人当下的年龄和身份，莫言真正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

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每天都有天南地北的游客参观。

而莫言获奖后的经历也像小说中写的那样，火了、忙了，不仅自己火、自己忙，还带着老家高密东北乡也跟着忙了起来。于是《晚熟的人》中的人和事，也像是真人真事。亦真亦假，打破现实与虚构的边界，这正是莫言想要的艺术效果。

对于这一别出心裁的安排，莫言解释说：“小说中的莫言，实际上是我的分身，就像孙猴子拔下的一根毫毛。他执行着我的指令，但他并不能自己做出什么决定，我在观察着、记录着这个莫言与人物交往的过程。”小说中的“莫言”更像一个故事的寻访者和记录者，作者的价值观始终深藏在文字背后，这些故事也因为“莫言”的介入更接地气，更加精彩。

“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的写作状态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面对公众的关切和质询，莫言有自己惯常的表达，以“获奖后陷入沉寂”开场，以“希望将来写出好作品”结束。随着《晚熟的人》问世，“闭关”太久的莫言终于给出了实实在在的答案：“获奖八年来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为创作做准备。”

作家苏童说，诺奖之于莫言是“桂冠”也是“枷锁”，伴随获奖而来的是无形的压力和无尽的琐事，一度使他无法持续创作。据统计，截至2016年，莫言获奖后去了全世界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参加过26次会议、18次讲座，题了几千次字，签了几万个名。特别是在获奖后最初的2013年，莫言忙到一整年连一本书都没有看。

然而即使身在“枷锁”之中，莫言仍旧坚持了一个作家的使命。在这八年里，他写过戏曲、诗歌，也到过很多地方旅行考察。他依旧时刻关注着家国的变迁，关注着周围的人和事，“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你所做的事，都可能成为小说的素材或灵感的触发点。”

回头再看，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正如他多年前在一次演讲中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晚熟的人》正是这样一部脱去“桂冠”、回到写作本身的作品。

本报记者 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