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４月６日，一辆从美国纽约出发的小轿车抵达宾西法尼亚州的波可诺斯，从车上匆匆走下一个中年人，直奔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座安全楼。１１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出一条特大新闻：《苏联公民、瓦尔德海姆的助手谢夫钦柯在联合国叛逃！》。

　　平步青云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谢夫钦柯考入了苏联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１９５４年谢夫钦柯大学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１９５５年的一天，担任《国际生活》杂志主编的葛罗米柯之子、谢夫钦柯的同班同学安纳托利建议谢夫钦柯和他一起合写一篇文章，这一天赐良机使谢夫钦柯很快结识了葛罗米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不久之后，他就成了葛罗米柯的私人秘书。１９５６年，谢夫钦柯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并立即被分配到苏联外交部主管裁军的特别科工作。１９６０年９月，赫鲁晓夫亲率苏联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谢夫钦柯也是代表团中的一员。有一天，谢夫钦柯和赫鲁晓夫进行了单独谈话，陪他玩掷森林盘的游戏，并和赫鲁晓夫一起在甲板上散步。不久，谢夫钦柯被提升为代表团的宣传和政治事务部主任。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的一天，葛罗米柯把谢夫钦柯叫到他的办公室里，“有人向我建议提名你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候选人，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明天答复我。“于是，１９７３年４月，年仅４３岁的谢夫钦柯被任命为联合国的副秘书长。

　　投向西方

　　谢夫钦柯和妻子莉娜一样，非常喜欢纽约的生活，认为纽约比莫斯科自由得多，他在纽约居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迷恋西方的生活方式。

　　１９７５年的一天，在一场外交晚宴上，谢夫钦柯悄悄地将一位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的官员拉到一旁，”我有个不同寻常的事情求你帮助。“他尽量控制自己的紧张情绪，我已做出决定和苏联政府决裂，但我想事前了解，如果我投向美国，美国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个美国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请相信我，我是认真的。我是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谢夫钦柯强调。然而，美国人依然将信将疑，“好吧，我可以尽力帮助你。但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介入此事，不能让人再一次看见我们两人在一起，哪怕是在餐厅里。我会安排下一次见面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谢夫钦柯不仅向美国人提供了大量机密情报，还帮助不少美国特工打入了苏联情报机构。

　　形迹败露

　　１９７７年初，苏联人开始感到惊奇，为什么美国政府对苏联在限制武器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和政策摸得那么清楚？随着美国政府在裁军谈判中继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预见性，莫斯科方面的怀疑也与日俱增。于是苏联最高首脑机关命令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到１９７８年，克格勃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能够提供情报的只有三个人：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里·多勃雷宁、驻联合国大使奥列格·特罗扬洛夫斯基和联合国副秘书长谢夫钦柯。经当时的苏联政治局特别批准，克格勃使三人同时都收到一份原始的“绝密文件”。内容是政府关于限制武器谈判的最新政策立场，同时对他们分别监视。结果，谢夫钦柯露出了尾巴。

　　１９７８年３月３１日，一位同事约谢夫钦柯到苏联代表团，并悄悄告诉他有一封从莫斯科来的电报。电文称谢夫钦柯工作成绩突出，国内同意让他再留任两年。但有些事情需要他在方便时回莫斯科谈一谈，电文最后叮嘱谢夫钦柯不必着急回国，以后的几周时间里都可以。

　　来电使谢夫钦柯感觉自己已经被发现了。那么，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立即叛逃美国。

　　仓皇出逃

　　可克格勃人员几乎遍布联合国机构的所有角落，叛逃并非易事。

　　情急之下，谢夫钦柯忽然想起美国人曾经给过他一个进行紧急秘密联络的电动剃须刀。于是，他马上拿出剃须刀，一接电钮，微电机开始“丝丝”作响，同时底部闪现出一行字幕：“明天子夜开始行动，在ＣＢ处有辆车等你。但是，你必须从联合国秘书处出发，一路上有暗哨保护，绝对安全。”

　　好不容易捱到天黑，谢夫钦柯驱车回到家中，将２０万美元偷偷塞进妻子的衣袋里。然后，来不及与睡梦中的妻子道别，他便匆匆驱车赶回办公室，并化了妆。这时，在他窗子玻璃上出现了一个红蓝相间的圆圈——这是约好的行动暗号。

　　谢夫钦柯取出手枪，将子弹压满，走进了茫茫的夜色。这位联合国的副秘书长，在苏联外交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彻底走上了叛国出逃的道路。

　　摘自《军事史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