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１８７５～１９３１）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早年入仕清朝，任四品京堂候补，主张君主立宪；后追随袁世凯，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一个周末，历史学博士杨念群在位于北京三里屯的姑姑家，翻检着祖上留下的遗物。

　　他打开书柜，淡淡的如同檀香木一样的书香，顿时弥漫四周。他漫不经心随手翻阅着一些线装书和古籍，偶然间，在书柜的最底层，露有一扇尘封的小门。小门内，藏着一个旧布包裹。打开，里面是厚薄不一的一叠账本。而头页上，赫然写着“丙申日记”４个大字。

　　时隔一个世纪，其曾祖父杨度的日记终于拂去历史尘埃。一个疏漏于正史，也鲜为人所知的杨度形象，跃然纸上。

　　此杨度，在儿子杨公寿结婚时，所馈礼物竟是一本“六祖坛经”。婚礼上，他告诫儿子：“你应视妻如老太婆。”赠语儿媳：“你应视夫如叫花子。”

　　此杨度，自视文章天下数一数二。他读罢古人文章后曾掩卷长叹：“唐宋八大家文章如同儿戏。”他们“亦为名家，真乃可怪”。而他的文名也的确不凡，其早年诗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时盛传坊间，激励志士无数。            

　　此杨度，时而自言自己“乃湖南一布衣耳，身处田间，本无心于名利”。但时而又与老师饭后泛舟，“坐谈时变，几于击楫中流”。一次，他在家乡湖南湘潭与人“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一副“露才扬己，高视阔步”的张狂气象。

　　杨度自我评价只有“狷”气，但其举止却难掩“狂”色。后人曾有笔记记载，杨度因精通学问，连中秀才举人。但第三次应试时，因厌倦八股，一口气用骈文写成十几篇文章，结果名落孙山。

　　游学之时，杨度曾在长沙拜会梁启超，两人在学堂内纵论《春秋》，因意见不合，“论辩甚多，词气壮属”。这场争论，直辩到日暮时分。杨度盛怒之下，称梁氏虽然“年少才美”，然而却是“以春秋骗钱”的主儿，连叹“可惜可惜”，叹罢转身离去。

　　杨度见诸史籍的另一场辩论，发生在多年以后的日本。此时，同为留学生的杨度和孙中山，因政见不合，常彻夜辩论，难见分晓。杨度豪兴顿起，与孙中山订君子盟约：“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君助我；君倡国民革命，君业成，度当尽弃所持以助君。”

　　此后，杨度力履前约：１９２２年，陈炯明叛乱，杨度受孙中山之托，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援陈，终于助孙成功。孙中山曾赞：“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时人评价杨度，称其多“任侠之气”。梁启超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通缉，官职并不显赫的杨度怜惜其才华被埋没，独上奏折，希望清廷冰释前嫌，重用梁氏。他日后表露心迹：“人皆欲杀之，我独怜其才。”

　　杨度曾受袁世凯举荐。日后袁被清廷放归原籍时，好友故吏，避之不及，只有杨度和日后创立南开大学的严修，亲自前往车站送别。

　　袁世凯皇帝梦破碎后，杨度萧瑟避世，也曾游走于军阀之间。著名记者林白水被军阀张宗昌缉捕，为林求情者甚多，张宗昌一概不搭理。据传，杨度只身前往，张宗昌才应允枪下留人。然当张宗昌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绑赴天桥了。

　　时任中共地下党联络员的夏衍，曾回忆起这样一次相见。那是１９３１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被介绍给一位５０开外的绅士。组织要他们保持单线联络。当时，这位老先生只是和他握了握手，随便谈了一阵。夏衍与这位老先生联络一段时间，始终不知其姓名，只知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直至有一天，老先生坦然告诉夏衍：“我叫杨度。”

　　此时的杨度，生活颇为潦倒，寄居在杜月笙的房子里，靠卖字画为生。不过据夏衍回忆，尽管落魄，杨度仍常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

　　“他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必说像我这样年轻的联络员，谈起周恩来同志，他还是开口翔宇兄（周恩来字翔宇），闭口伍豪（周恩来别名）先生。”夏衍回忆道。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