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王永年先生的《在路上》新译本，已经是《在路上》的第三个中文简体字译本了。我们真的需要一本新翻译的《在路上》吗？这本书是不是已经具有一个经典的地位和经典的含义呢？答案是，的确如此。明年是这本书问世５０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新翻译这个版本，说明我们的确需要《在路上》。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在路上》？因为一本书在社会上的走红，总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社会基础，这本书的社会基础在哪里？我想，答案也很简单，当我们在日益追求物质和被物质社会所挤压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心灵和行动的自由，我们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就是逃出城市而“在路上”，向那些蛮荒之地而去。而《在路上》，恰好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个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的某一天，几个美国人突然决定从东部的繁华城市出发，驱车前往西部。于是，广袤的美国大陆上的风景、人物、奇遇就在他们狂放不羁的旅程中次第出现，带给了漫游者以惊喜，使他们自由地、欣喜若狂地重新领悟了生命。而作者正是在这样的旅途之后，一口气，在２０天的时间里写完了这本书，使书本身获得了自由联想、奔腾万里和一气呵成的风格。作者由于此书，也成为所谓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我倒觉得“垮掉的一代”其实特别要求进步，他们在令人窒息的美国战后一片追求物质和金钱的社会气氛里，企图找到精神自由的天地和空气，并且通过漫游和皈依佛教等来寻求升华，这是多么积极的人生寻求啊！

　　我看中国的中产阶层社会需要这本书，因为他们在城市大楼的间隙里讨生活，很多人成为房奴和工作的奴隶，所以，这本解放之书、自由之书，就会成为大家的梦想。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几个诗人、出版商朋友和我，曾经谋划开车一路向南，一直到达海南岛，路上祭拜一些无主墓等等，但是最终因为工作和生活的繁忙而无法成行。而跟随任何一个旅行团，进行那种“傻瓜式”旅游，实在没有意思，但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可是，像凯鲁亚克这样的漫游，我们的中产阶层的人们，有多少人有那样的胆量、心志和时间来进行呢？看来，“在路上”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令人向往和无法实现的梦想，已经成为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和情结了。

　　我就多次计划过，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一直到伊犁河谷或者干脆就到新疆南疆的帕米尔高原，还有一条线路，就是一路向西南方向进发，一直到达西藏的西南地区。但是，一直没有实现。我知道有些人是实现了，就是被称为是“驴行者”的人，现在正在路上，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肯定已经如此走完了我说的几条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走得十分豪迈与狂放的路线，但是，可惜的是，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凯鲁亚克的才气和斗志，写出来像《在路上》这样一本实际上深藏了很多时代的象征和病症、痛苦与解放的书。为什么呢？我也感到很困惑，我们的中产阶级文人不是很有文化吗？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诞生３本长篇小说的吗？可是，其实他们大多数都是孱弱的，身体首先就是孱弱的；其次，精神也是孱弱的；最终，即使是在路上了，在别人是一次精神升华的旅行，而在他，则是一次旅行者惯常的旅游罢了。

　　浮现在我的脑子里的中文作家的著作，从来都没有像《在路上》这样的一本书。似乎有一本名字大概叫“北纬多少度”那样一本书，是地产商兼文化人潘石屹写的，他写的是他从北京出发，一路沿着某个纬度向西部到达了甘肃——他的老家的故事，不过，似乎他的故事只是一个衣锦还乡者对故乡的重新打量，和一点看到那里依然很贫瘠的有点悲悯的散文随笔式的感想，缺乏一种文学性的体察和喷涌。所以，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本真正的《在路上》，于是，我们就只好不停地出版《在路上》的新译本了。按说我们的作者很会模仿，但是我奇怪的是，怎么我们的作家就没有模仿《在路上》的呢？再按说，我们的“８０后”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似乎对前辈和当代生活也更加反叛，可是，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沉溺于网络或者赛车、更加适应都市生活的迷乱，而不是反抗或者叛逆现代生活，到蛮荒的地方走一遭，大部分的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没有，一些书写者都在写青春期的分泌物那样的无病呻吟的东西。

　　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呢？我并不乐观。所以，我只好再一次地阅读新译本了。我劝你也买一本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