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学时从某本回忆录中读到鲁迅本人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他曾遇见热心读者买他著的书，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钱来放在他的手里，那一块钱还是热乎乎的，带着青年人身上的体温。

　　鲁迅受了极大的感动，经常扪心自问，生怕自己对不起这样的读者。这个故事给我印象很深。

　　第一个“一块钱的故事”

　　后来我通读《鲁迅全集》时，看到《写在〈坟〉后面》是这样回忆的——

　　“……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的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

　　鲁迅写这篇后记是在１９２６年１１月，那么“三四年前”倒推上去就是１９２３年在北京发生的事情罢，学生来买的书很可能就是《呐喊》。这是他自费印刷的。

　　我查阅《鲁迅日记》１９２３年５ 月２０日星期日下午，“(孙)伏园来，……付以小说集《呐喊》稿一卷，并印资２百。”看来当时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是自己掏钱以２百银圆印刷费“自费出版”的；又据史料查证，当时担任印行的是北大同人组织的文化团体“新潮社”，而孙伏园是这新潮社的编辑。

　　《鲁迅日记》到１９２３年才开始有领取图书版税和文章稿费的正式记录，这一年他的著述收入仅仅１２３圆银洋；至于传世之作《呐喊》第一版的盈余２６０圆，是１９２４年１月８日才结清的。

　　我还有个猜测，学生买鲁迅的书也可能是《中国小说史略》，理由如下。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鲁迅日记》载：“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这部著作也是在新潮社自费出版的。同年１２月１１日载：“孙伏园寄来《小说史略》印本２００册，即以４５册寄女子师范校，托诗荃代付寄售处，又自持往世界语校百又五册。”交稿后两个月就印成了，可见当时出书效率之高。而鲁迅正在北京这两所学校国文系兼课讲授，那么《中国小说史略》作为讲义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说要由鲁迅自己销售２００册。鲁迅自印的讲义要收费，那么北京大学每学期要收１圆讲义费又有什么不对呢

　　１９２４年２月４日《鲁迅日记》载有：“夜世界语校送来《小说史》９７本之值２３圆２角８分(作者注：合每本２角４分)。旧历除夕也，饮酒特多。”

　　他对于“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我的心……”的深沉感慨，是否又发生在这除夕独守寂寞之夜呢 也说不定。

　　另一个“一块钱的故事”

　　晚年鲁迅迁居上海以后，拥有更多的读者，特别在穷困的学生、市民、工人中间。鲁迅经常到离家不远的内山书店去办事、会友。大约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间，一次他发现书架旁有位工友捧读《毁灭》等书爱不释手，但是几次掂量着口袋里的钱，显然是不够书价。

　　鲁迅忍不住走上去问：“你要买这本书”

　　“是的”。

　　鲁迅又从书架上取了另一本书递给他说：“你买这本书吧，这本比那一本好。”

　　“先生，我买不起，我的钱不够……”

　　鲁迅看了看书后的定价，又问：“一块钱你有没有这本只要一块钱本钱，我那一本，是送给你的。”

　　“有！”

　　这位工友是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售票员名叫阿累，他立即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放到鲁迅的手里。

　　他认出了卖书给他的是鲁迅，鼻子里突然一阵酸。

　　后来“当阿累受到深重压迫时，总是想到鲁迅，想到这件事。”

　　这两个故事有不同的说法。情节有详有略，大同小异。总该不是杜撰或伪造的罢。使我怦然心惊的是“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圆”。

　　１９２３年在北京某校读书的学生，跟１０年以后在上海内山书店买书的工友，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两回事。但“那一块钱还带着体温”，却是共通的，因为世界上热心读者的心都是共通的。

　　有些伟人蔑视钱甚至不愿意伸出手接触钱，咒骂：

　　“钱很肮脏！”

　　也许有些道理罢，世上很多不明不白的钱确实不干不净。

　　但鲁迅的故事告诉我们，热心读者买书的钱是干净的，因为那是劳动挣来的血汗钱。

　　但愿这些“带着体温”的钱换来的书，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但愿所有写书的人都能像鲁迅那样扪着良心、反躬自问——

　　为了每一块钱，也一定要对得起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