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６１９年，即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等处的战役，结束了明帝国在辽东的军事优势。满民族因之抬头，其后成为明王朝之劲敌。这一战役，就其激烈程度，以及其决定性的作用而言，应该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可是一直到今天，关于它的记载，既分散搁置，内容也互相矛盾。这篇文章着眼于将这些文献加以整理分析，使读者对它有清楚的认识。

　　这一战役的起因是很明显的：１６１８年建州民族的领袖努尔哈赤，亦即明人所称“虏酋”，攻陷抚顺城，并且屠杀明军。朝廷派张承荫去讨伐，又战败被杀。努尔哈赤至此要求补偿其“七大恨”，要求明廷在边界地区让步，而且以金银缎匹纳款。明廷拒绝接受，努尔哈赤遂继续攻掠辽东碉堡，于是战事开始。杨镐以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经略辽东军务，时在１６１８年夏季。好几个高级明军将领，也被派往辽东。兵员马匹武器，则由各边镇以及腹里各省份（远至浙江、四川）抽调，抽调不足，又继之以招募。朝鲜以及满民族之叶赫部，也出兵相助“剿伐”。军费则出自田赋之加派；除贵州省外，全国派及。其收入并其他各项派款共达白银三百万两。１６１９年公历３月，各项准备停当，战役开始揭幕。

　　杨镐的作战计划，无须多作考证。万历帝于４月４日收到有关作战计划的奏本，内容记入实录。其部署分作战兵力为四路：马林指挥北路，杜松指挥西路，李如柏指挥南路，刘深指挥东南路。作战目标似在夺取赫图阿拉城（新京），可是命令不甚明确。杨镐除了命令后方辽阳及广宁的防军，务必加紧警戒，并没有再指定战略预备队。

　　从现代军事眼光看来，这个作战计划大可非议。杨镐的部署，把兵力分派在一个二百公里的弧线上，没有指出追攻的重点。各路军队也没有初步的攻击目标。这命令一发出，经略杨镐就无法掌握各路军队，所以他只好坐在辽阳的司令部静候各路战况；此即总司令与作战部队分离。

　　其时批评杨镐者甚多。比如说，高汝 称：“经略意亦苦兵，实不在战，虚张挞伐，冀取兵寨小捷。”兵科给事中吴亮嗣则称：“经略杨镐本无必胜之策，所以决计深入者，下苦于将士之请战，而上苦于明旨切责也。”也有人指出杨镐的计划，没有因时制宜。在昔日建州兵力低时数路追剿尚可成功，现在建州兵力强大，又有作战经验，抄袭故套，只能一败涂地。

　　但是在军事观点之外，杨镐用兵的心理战术成分也不可忽视。他的部署，可能是着重恫吓。满洲文件说经略出兵之前，曾派人传言与努尔哈赤，自称将于４月２８日，月正圆时，发兵四十七万攻打。其故意将日期推后，则可以掩饰实际进兵日期。但是如果杨镐认为这种恫吓，可以先声夺人，使满洲首领惶恐，则势为幻梦，因为努尔哈赤深悉明军虚张声势的惯技。他曾对他的部下说，对明军行动不要步步认真。他们常常偶一出边，以后即大做文章，谎称战胜以邀功。

　　当然杨镐做此部署，还有其他一些原因。马林远去北方，刘深往南方，为的是发动当地部队，包括叶赫及朝鲜助战军。这些部队很难在攻势开始之前，就远调其他地区，和他们补给的基地隔绝。另外，明代军队的传统，也必须考虑。中季之后文官可以派为总督经略，武官则无获实权作主帅的可能。大凡武官掌握数万人的部队，有如今日一军三师的兵力，即为登峰造极。指挥更大的兵团，则为制度所不容。上述四路之指挥官，都已达到此种最大限度。他们的声望地位，也相仿佛，不便形成上下隶属的关系。

　　杨镐宣布作战计划之后，于３月２６日，在辽阳正式举行发兵仪式。四路部队将自４月５日开始，按去敌远近相次前进。这以后战事再无报导，直至４月１４日杜松一路兵败，杜松本人战死。

　　摘自《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