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应酬多，免不了喝酒，最近参加了一个饭局，圆桌边生人熟人几圈酒喝下来，都成了朋友。酒至微醺，做东的朋友为了增强气氛，要求每个人讲一个故事，故事的结局要使大家都乐起来、笑起来，否则罚酒一杯。

　　第一个朋友，讲自己小时候如何偷吃了家里准备串亲戚的果封，吃完后填上玉米，结果送出后，没几天这盒果子又转了回来。

　　第二个朋友，他往邮箱里投了两封信，丢进邮筒的那一刹那，忽然惊醒，内容填错了信封，两封信分别写给他热恋的女友和久违的父亲。

　　一阵阵捧腹大笑和掌声，证明都过关了。

　　轮到我了。我搜肠刮肚，并且舌根有些发硬：

　　好多年前的某一天微醉后，我跑到邮局给我妈寄钱，填单时划破了纸，重新写时，我把原来的３００改为了６００，手续办完后，我从郑大东门进入学校。刚进门，就听见传呼嘀嘀作响——我缺乏有求必应的能耐，可是能坚持有呼必回的原则，在校内的话亭回电后，我悠悠然进入阅览室看书。

　　不知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忽然感觉到那书的背面隐隐地全写着“钱包，钱包”字样，我刹那间倒吸冷气，包呢，包！还有２０００多元钱在里面！

　　酒醒大半，但我似乎忘了来时轨迹，窜出门来，见人便问：见了么，见了么？一个ＸＸＸ的包！我边问边比划着那个尺寸。

　　没有人给我惬意的答复，正无奈间，那个传呼又响了，我跑到最近的北门口商店里回电话，但是那里等电话的人多得实在令人着急，迫不得已，我又跑到了最初回话的地方。

　　我的天！我几乎叫出来！那个办公室常用的蓝色文件盒，静静地躺在电话机下面，等候着我——最初，是我放到话机下面的。

　　我的本意是要表达记忆力不好带来的幽默结局，但是显然戏分不足。

　　因为没有引起哄堂大笑。

　　倒是有人起哄，“喝一个，喝一个”。一呼数人应，我略显尴尬，举起杯子。

　　做东的朋友按住了我的手，问：“为什么酒后给老人寄钱呢？”

　　“醒着的时候，是从来不寄的。”——如果真这样回答，那杯酒是绝对不会喝的。

　　那才是真正的笑话——但，那不是实话。

　　１９９５年的春天，我离开乡下老家时，给母亲说，我不小了，父亲在外也不容易，从今年起，我每月寄回来１００元。在郑州市公关协会找到工作后，月薪４５０元，发薪当天我必会跑到花园路邮局汇款。

　　当年十月，我筹了一小笔经费，进入郑州大学读书，已经离开学校多年的我，重新捡起书本，有信心的同时，更多的是困难。当时账上仅８００元，借来了１０００元，凭此进入郑大，未来何以为继？

　　穷则思变、思通，任何困难没有阻碍我给我的父母寄钱——每月至少１００元。

　　当时我还在公关协会兼职做事，尽管它已经江河日下，但是数月来在那儿得到的信任、得到的人脉、得到的崭新思维，给我带来了以后发展的无限机会，直到今天我还在受益。在课后，我会匆匆赶到办公室打印文件；年节关口，我会动员亲属盘活仓库里那些积存的货物，我会在一些自考班帮忙，编印些学习资料卖给他们——我是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从未有人怀疑我的能力。

　　就这样，我创收着并坚持着每月寄钱的步骤，甚至偶遇同学困难，也会解囊相救。有时候巧合了，我也会在寄钱的邮局里，见到取家里汇款的同学。这时候，我不否认自己的虚荣、兴奋的小人物情节，尽管表面平静。

　　１００元是个邮寄的底线，有时是１５０、２００的寄，有时是托人捎回，还有时是我回家时带回。寄出６００元的那天，是我刚刚得到了一个合法项目的分成收入。

　　我为什么寄钱！因为双亲年已迟暮，为了一家众多孩子，累得病痛缠身，那些微乎其微的费用，会增加他们内心对病痛的抵抗力。

　　每月１００元的习惯衍生了一个艳福，由于口碑甚佳，美誉频传，一位漂亮女子由此产生了晕轮效应，认为我特别能干，直至成了我的妻子后，才开始后悔。

　　有朋友笑，但不似听别人故事那样开怀；有朋友不笑，凝神而空其所对地望着门口或天花板。

　　我什么也没说，端起酒杯，喝了个“倒挂金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