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是否有能力推行全民社会保障的问题上，从上到下正在进行着一场看不见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本质，是中国到底应不应该实行保护所有公民权益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目标。

　　有能力也应该搞全民社保

　　有被采访者向《东方周刊》记者表示，从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保水平的角度看，中国尚无能力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其依据是中国经济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条件，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太多，搞全民社保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北京大学教授李玲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等社保专家则从不同角度对全民社保作了肯定回答。

　　李迎生对记者说，分析研究认为，中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社会公平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初步测算表明，财政每年拿出１６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１０００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所以，解决全民社会保障，经济能力不是问题，关键是发展理念是否体现科学发展观。

　　中国目前ＧＤＰ可能要超过２０万亿元，财政收入达到３万多亿元，外汇储备９０００多亿元。丁宁宁对记者说，就中国经济总量和实力而言，我们现在有条件解决全民社会保障问题。他同时提出，对社保要有清醒认识，不要学西方过度宣传福利。现阶段，我们还不可能是高水准的社保，防止掉入福利陷阱。

　　有专家说，要在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上“量力而行”。

　　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授李玲说，经济持续增长是中国建立统一的、基本的、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机遇。但社会保障并不光是钱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是教育，二是医疗。健康和国民素质就是生产力。基层解决社会保障不是看经济发展，而是看政府的公共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向记者表示，中国建立全民社会保障目标，不仅有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和能力，而且也有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作保证。尽管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民众参与程度不高，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决策机制对于解决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村社会保障来说，可能更有效率。因此，只要下决心调整社会政策，确立全民社保目标和推进全民保障，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民多、农民穷就难以搞全民社保，更没有理由认为覆盖了农民的社保会影响经济发展。

　　完善社保与即期消费

　　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不托底的消费心理，抑制了许多商品市场的即期消费。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保专家指出，搞好社会保障也是保障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政策。老百姓普遍享受社会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就会增强消费信心，从而实现经济学上所讲的靠消费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一位权威经济分析人士介绍，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仍是依赖投资拉动，中国近年投资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２０个百分点，消费率相对较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太弱，直接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要让老百姓感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无疑是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选择。

　　《东方周刊》记者在辽宁、黑龙江和四川等省份采访了解到，目前退休职工的待遇普遍很低，城市老年人群的相对贫穷随着老龄化高峰的到来和社会保障不足而日益呈现。

　　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有些又不愿意让单位缴纳养老保险，因为参加养老保险要扣工资，还不如每月多拿几十元，尽管扣除的钱是用于本人的。

　　社保专家何平解释，这种现状不仅反映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面临的困难和复杂心态，也展示了中低收入人群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消费窘境。有经济学家谈到，单就中国进城打工的１．２亿多农民工而言，他们每年约从城里赚钱上万亿元，但是这些收入对中国消费增长的拉动力是不大的。因为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不敢花钱。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农村消费增长是关键。扩大农村消费，政府的社会性服务要改善，包括向农民提供医疗、养老和贫困救助，逐步解决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

　　社保需要战略调整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建立覆盖全民、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迅速成为执政党以及人民群众高度融合的政治、经济目标追求。

　　原大连市劳动保险公司总经理、社保问题专家陈仰东认为，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必需建立一种覆盖所有人群的普惠性社保体系，甚至是重点倾斜困难群体的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社保中的一些不公平现象，是由于当初政府无力承担社会转型成本而造成的。然而，社会保障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回避的刚性支出，“包袱”是甩不掉的，只不过是从企业转移到社会，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矛盾从今天推迟到明天。破解这些问题，不能再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细节性的战术调整上升为对整个社保体系的战略调整，构筑一个覆盖全民、保障均衡、责任明确的新政策体系。

　　“由于当初制度设计以劳动关系为桥梁，城镇职工家属、学生、农民工等群体至今仍被排除在社保范畴之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迎生说，这足以说明制度与社会发展的脱节是严重的。目前，中央已经对此做出一些安排，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各种有效形式。他说，体系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必须坚定一个理念，即现在已到了只能为历史“还债”的时候了。

　　摘自《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