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大兴安岭和长白山的人，无不对那里的林涛留下难忘印象：在高山密林之中，绿浪起伏，涛声阵阵。随着劲风吹来，掀起层层巨浪，似万马奔腾，如春雷滚滚，震撼大地，扣人心弦。

　　而对于郑州人来说，“林涛”似乎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虽然郑州周边地区不乏大小山林，还有不少林场和森林公园，但毕竟与那些原生态森林相比，实可谓“小巫见大巫”，因而也难以听到那令人惊心动魄的林涛。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来到位于郑州北郊的黄河岸边，第一次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当我兴致勃勃地登上邙山，望着那一个个荒山秃岭，俯瞰那奔腾而去的黄河时，心中不免感慨万端。我曾想，几十万年前的黄河中下游一带，曾经是人类理想的栖息之地。中国最早的夏、商、周三个王朝，不就是从这一带兴起、发展的吗？据说那时的邙岭，曾是森林密布，而若干年后，却为何满目萧条呢？

　　后来，我读了一些关于林业生态的书刊，心中的疑团迎刃而解。原来在几亿年前，中国大地基本上为高大的古森林覆盖，以后由于地质构造运动引起地壳沉降，有些地区的古森林被埋入地下，逐步变成煤层。像河南许多地区，包括郑州西南部丰富的煤炭储藏量，就是当时丰富的森林资源有力的佐证。直到原始社会时期，河南森林覆盖率仍高达６３％左右。《山海经》记述了伏牛山区一带的森林情况，郑州市郊和登封、巩义、新密等地山上多为天然森林所覆盖，草木繁茂，禽兽繁殖，树密鸟多。至于《诗经》中所提及的树木，有名可查的就有数十种之多。不仅有至今仍然常见的杨、柳、桃、李、松、柏、桑、梓，而且有至今已经少见的檀、桦、漆、栗、甘棠、扶苏之类。“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足见那时名贵树木之多，森林生态环境之良好。《诗经·郑风》中，对郑州一带草木茂盛的情景，亦有多处提及，如“山有扶苏”、“山有桥松”，以及“无折我树杞”、“无折我树桑”、“无折我树檀”等诗句，都是当时生态状态的写照。那时的郑州和周边地区，特别是登封、新密、巩义、荥阳和郑州西北邙岭一带，是不乏原生态森林的。有森林便会有林涛，就会有大兴安岭、长白山那样的林涛汹涌的壮美景观。

　　专家们认为，森林的消失，是由于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发展以及战乱破坏等诸多原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森林面积显著缩小。至秦汉、唐、宋、元、明时期，森林覆盖率一再下降。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全省平原地区林木覆盖率微乎其微，几乎达到无有森林的程度。难怪河南过去在国人的印象中，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缺林少绿”省份。水土流失，河流浑浊，土地盐碱化，草场退化、风蚀沙化，使黄河成为易淤、易决之河，成为“中国之忧患”。频繁的洪水、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使得中原环境恶化，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保护森林，就是保护自己；破坏森林，就是自毁家园。数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明白这一道理。为了减少生态变迁带来的危害，他们很早就开始了人工植树造林。据史书记载，黄帝元妃嫘祖最早发现野蚕丝可制作衣服，开始教百姓植桑养蚕，在新密黄帝宫附近种植了万亩桑林，至今仍留有种桑养蚕的遗迹和习俗。西周到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已普遍种桑养蚕，在居住区人工植树。《吕氏春秋》说，“子产相郑，桃李垂于街”。证明子产当郑国宰相时，就提倡在城市种植行道树。而且规定严禁擅自砍伐檀木，对滥砍树木山林者，夺其官、治其罪。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之后，就颁布诏书，制定法律，规定“课民种树”，完成任务者受奖励、升迁，贻误植树和毁坏树木者受罚、论罪。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梁城内街道旁就种有柳、樱桃、石榴等，绿树成荫，花香袭人。

　　可惜封建时代帝王将相们的诏书法令，也难以阻止森林生态变迁的速度。

　　如今的市区和郊外，完全是一幅崭新景观。按照郑州市的规划布局，“西抓水保东治沙，北筑屏障南造园，城市周围森林化”，市区西北部的北邙、广武、古荥等乡镇，种植以常绿树种为主的苗木，栽种石榴、核桃等耐寒抗旱的果木，既可挡风固沙，又有经济效益。市区东北方向位于黄河故道，河、池、湖、渠较多，以湿地保护为主，开发绿色产业经济。西南地区河流多，地块破碎，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适于建立水源涵养林，治理水土流失，可保护好郑州的水缸。市区南部和东南地貌为丘陵或沙丘地，将建成郑州的百果园。登封、巩义满山遍野种植密杏、核桃、石榴、柿子、金银花；新郑、中牟发展大枣；郊区举办樱桃节、葡萄节、石榴节、鲜桃节、枣乡风情游等时令特色观光旅游，使郑州人充分享受国土绿化成果，让城里人实现拥抱森林梦想，从而实现“城在林中、林在城中、山水融合、城乡一体”，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