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事实：广西河池市大化县乙圩乡１４岁的韦红，让在广东中山市打工的父母异常闹心。这位原本跟着父母到中山读书的孩子，初中还未毕业，天天逃学打游戏。韦红的道理是：总之从小都没学好，学习跟不上。其实不光是韦红，有这样一群孩子：小学跟着爷爷奶奶或寄养亲戚家，在穷山沟沟里读书时，教学质量差，加之缺乏管教，小学阶段就这样“混过去了”。进入初中阶段，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怀着“不放心”或“负责任”的心态，带着孩子一起到大城市里，白天读书，晚上或者节假日到工厂打短工，“连轴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的中学阶段教育，再次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现在他们的年龄多在１０岁至２０岁之间，学习跟不上，加之都市生活对他们的影响，自卑、自尊、差别、迷惘，根植在他们心里。他们有的早早辍学，因缺乏技术，只能像父母一样从事廉价、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么，自暴自弃，学坏了。２００５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例达到３７，也就是说１０个少年犯中有３个上海籍、７个外省籍的。经调查发现，这群特殊的少年多数是农民工子女。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对农民工子女需要支付“人文成本”，当务之急，一方面重点关注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完善体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比如绍兴县通过发放教育券的方式，解决了５万名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使他们能安心读书。同时，应当充分重视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包括关注他们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宣泄方式等。

　　苦恼二：欠薪

　　新闻事实：河南镇平县农民谢荣成住火车站，吃剩饭，行乞一年讨工钱。今年已经６０多岁的谢荣成身材矮小，可他有很好的电焊手艺，就因为这手艺他５年前从河南老家来到佳木斯市打工。凭借着自己的电焊手艺，老谢在王文成工程队一干就是三年。２００４年，老板向他“借”了２４００元，拿着老板开得欠条，他只好再干一年。２００５年入冬后，他所在的老板承包的工程停工，由于对方欠老板钱，老板只有拖欠老谢的钱。７０００余元的工资，加上原来的２４００元欠款，共计９７００多元。为了讨回工钱，老谢乞讨为生，多次去找均遭拒绝。有一天因饥饿老谢昏倒在佳木斯街头，被１１０送到了救助站。经过联系，救助站将老谢遣送回河南。

　　全国人大代表蒋福弟：尽管经过温总理讨薪、全国上下全力讨薪之后，农民工欠薪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许多地方下“铁令”，解决该问题。但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工工钱问题，还存在一些“死角”。建议有关方面，一方面要严格执行现有的政策，同时应将欠薪问题纳入政府考核体系，实行责任追究制度。

　　苦恼三：职业病

　　新闻事实：２０岁的广西上思县叫安乡农村女孩李妙山，尽管病魔一天天吞噬着她的生命，医院已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但由于家庭的贫困，近３０万元的“换血费”至今难以筹措，父母只能以泪洗面。原因是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４日起，初中毕业不久的李妙山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乌沙第六工业区一塑胶制品厂打工，天天接触油漆、白电油、开油水、天那水等含苯及苯化学物等有机溶剂。去年１月份，李妙山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经常头晕乏力，眼前发黑，且皮肤变得越来越苍白。后病情加重，有时站都站不稳。经多家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病因是职业性慢性重度苯中毒。后经媒体关注，厂家勉强给了１０多万，就再也不管了。而最根本的办法骨髓移植，需３０万元。现在用李妙山父母的话说：“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广西区委会主委彭钊：据卫生部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约１６０００万家企业存在着有毒有害作业场所，受不同程度职业病危害的职工总数约２亿人。在矿产、印染、皮革、化工、电子等行业，职业病发病率尤其高。他建议，一方面要将职业病防治作为硬指标，纳入政府年终考评体系，实行一票否决制；另一方面对那些漠视农民工生命的企业，依据相关法律给予经济上重罚，必要时企业停产甚至注销。同时，政府、企业、社会要加大对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病危害控制技术培训和指导，至少让外出务工人员脑海里有职业病概念，从而尽可能减少像李妙山这样的悲剧。

　　苦恼四：看病难

　　新闻事实：去年４月底，河南省商丘市人民医院收治了一位工伤患者徐某。他在操作机床时，右手的拇指、食指、中指被轧成粉碎性骨折。老板把他送到当地的一家医院，简单的处理就花了２０００多元。当听说还要拿８０００元的住院费和手术费后，老板再无音讯。举目无亲、也不知找谁的徐某只得回老家治疗。据河南省商丘市人民医院负责人介绍，去年他们先后收治了三四十名返乡看病的农民工。

　　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市长林国强：农民工为何冒死返乡看病？从表面看，农民工返乡看病与医院收费的高低有关系，但这种现象的背后却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许多地方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致使在遇到工伤或自身突发重大疾病时，农民工不得不返乡看病。南宁市政府近期审议通过了《南宁市农民工参加住院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凡是在南宁市的农民工住院，凭身份证和“南宁市农民工住院基本医疗保险ＩＣ卡”，到市区定点的医院，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医疗保险。

　　苦恼五：探亲

　　新闻事实：来自黑龙江的杨雨和丈夫在杭州开出租车，今年春节就没有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车票太难买了，今年春节车票没有涨价，可这样的优惠我们却没有享受到。”杨雨说。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我在上年本届人大第４次会议上提出铁路春运涨价问题，认为春运涨价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今年春节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许多变化。但是，由于运输能力的不足以及相关服务还存在缺陷，还是有许多农民工每到佳节只能隔离，希望今后几年运输部门继续加大这方面力度，多一些“民工专列”“民工窗口”，让农民工不再探亲难。

　　苦恼六：情感生活

　　新闻事实 １： ２００６年６月，连续３次杀人奸尸的外地到京务工人员张双立被提起公诉。农民工的性压抑与性生活权力，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据介绍，张双立因为离家在外地打工，与妻分离，长期不能过上性生活，内心极为压抑，于是在不长的时间内，接二连三地用欺骗的手法，先杀后奸，杀害妇女多人。

　　新闻事实 ２： 从贵州六盘水到广西南宁打工的农民黄伟华已经有一年半时间没有回老家了，春节期间，为了多挣点钱，他依然没有回家和妻子团聚，而是选择了帮老板看护工地。“每天不用干活，管吃管住６０元，一个假期下来也有近５００元。”黄伟华说。他的家乡“九分石头一分田”，年迈父亲患关节炎常年吃药，加之小孩上学，只好出来打工，留下妻子照顾父母和孩子。因为不通电话，“平时想孩子了就看看照片，有时妻子也想来看看我，但工地没地方住，住宾馆又觉得花钱，只好放弃了。”黄伟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莫建芳：农民工远离家乡，长时间不能与家人孩子团聚，不能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多数情感生活极度匮乏。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这方面问题，要求相关部门采取一些人性化措施。但是，很多地方依然不容乐观。建议有关部门可以研究出台一些规定，比如凡工地施工超过半年的，必须建民工“夫妻房”，工期超过２年的工地要建简易民工公寓等；农民工夫妻分居两地超过３个月的，必须有一周探亲假，并适度报销路费。

　　苦恼七：人身安全

　　新闻事实：农民工老徐，从乌兰察布市丰镇到呼和浩特做高空清洗工作已７年，但直到现在他也没有上任何保险。老徐永远也忘不了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４日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日子——当时，他和小舅子在清洗新华东街一栋楼的玻璃幕时，没有系安全带的小舅子突然一脚踩空，从２楼仰面朝天摔在地上，当场摔死。家政公司却以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不予赔偿死者家属任何费用。

　　全国人大代表、百色市政法委书记韦瑞灵：农民工兄弟在陌生的城市里工作，往往从事一些高危、高污染行业，还有很多单位没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导致农民工没有工作保障。因此，各地在招商引资中，应该对那些职业危害较强的高污染、高危害工业项目加强审查。另外，要广泛建立职业病防治基金制度，可以考虑由地方工会委派工作人员，到非公企业中进行劳保工作的监督检查，以切实维护农民工兄弟的生命健康权利。     据新华社

　　核心提示

　　我国已有２亿多农民工，今后１０多年还将有更多农民工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大规模迁移的同时，他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关爱他们，关注他们的苦恼，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须义务。

　　农民工问题也是两会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代表委员对此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