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即１９１１年，两家便为我们操办婚事了。我的婚事，比三个姐姐隆重些，一则家中人口少了，这几年收成好，家道逐年宽裕；二则我的母亲最疼我。因此，我的嫁妆也自然要比三个姐姐丰厚。除了四季衣裳，家机织的布也有二十多匹，（这些布匹直用到我做了“代总统”夫人回来，还有不少存在箱子里。其中，我还拿一些给婆婆为小姑们做衣服用）此外，房中用品，大至蚊帐被褥，小至茶杯茶壶，还有好笑的是草纸也不得缺少。鞋子更是显示新娘的手工摆设了，有给公婆的，有给丈夫的，自己的，还有给小叔小姑的，总共不下二十多双。

　　唱过“别娘歌”，我便被两个女人簇拥上花轿，一路吹吹打打，鞭炮齐鸣，直到婆家，就是例行的结婚仪式了。这些我觉得都平平常常，也没去记它。值得回忆起的只有一桩事，那就是洞房之夜新郎的举止言谈。

　　进入洞房，心里惴惴不安，不知丈夫的模样如何人品怎样真是满腹心事，红烛烧去小半，只听得脚步声响，是新郎入洞房来了，两个送嫁的女人赶忙准备新郎新娘吃合卺酒。谁想到事情倒新鲜了，只见新郎大大方方地亲自把酒斟满递到我面前，说声：“吃酒，吃酒，吃我斟的，我俩一起吃！”不但那两个女人感到意外，我也惊讶得情不自禁地看了新郎一眼。一看之后，心中原来揣着的石头一下子便落了下来。男人是个英俊青年，他喜气洋洋地端着酒站在我的面前。他，就是我终身所托的丈夫李宗仁。

　　吃过合卺酒，丈夫便出到堂屋去应酬。直到红烛烧了大半，才又见他微有醉意，快步入房。等陪伴我的那两个女人出去之后，他自倒了一杯茶，喝了一口便递给我，说：“你也喝口茶嘛，今天实在太累了。”他不像个庄稼汉，倒像个斯斯文文的读书人。过后，才知道他不但知书明理，还是个在外面读书的洋学生呢。

　　从夫识字

　　更新鲜的是，他边喝茶边问我：“你识字么”我摇头：“不识字，女人识字有什么用”他说：“要识字！要识字！不识字便等于是个盲人，以后我写个信回来你也看不出，受人骗你也不知，我教你！”那时，谁听见过有男人愿意让女人认字的还是新婚的夫妻在洞房中讲的话呢。这事以后我回娘家给姐妹们讲开了，都传为美谈。

　　丈夫做了我的开蒙教师，他教我开笔写字，却不是写一、二、三、四，也不是写人之初，而是教我认写“李”字，他说的很有趣：“‘李’字有意思，你我都姓李，会写这‘李’字，其他字便不难写了，因为‘李’字有横有竖，有撇有捺，有弯有钩，笔画不多，各样齐全，容易认也容易写，学会写‘李’字，其他字便不见难了，就先从李字开始学吧！”他还给我取了“秀文”这个名字，说这三个字中，有两个字差不多，“秀”字和“李”字是很相像的，“文”字也很容易写。这样，我既做了李宗仁的妻子，又做了他的学生。他结婚时已在广西陆军小学习武，婚后开学便又离家去了。后来他一直在外习武，但他并没有忘记给我读书识字的事，每次回来，都向父亲提出要让我们妇女念书。

　　丈夫他除了教写我的姓名，他的姓名，以及一些日常用得上的字外，还教我写些我很不理解的字和句，边认字边教边讲。他教我写“好男儿志在四方”、“立志救国”、“投笔从戎”；还写什么“民族、民权、民生”这一类的字句，我不但觉得难认、难写，也难懂。我畏难，他却一定要我学。他说：“不但要识得这些字，还要懂得这些字的道理。”

　　尔后，丈夫真的投笔从戎，到战场上去了，一去就是几年，很少回家。我做他的学生也从此告终。

　　丈夫到南宁之后，一再写信同父亲说，父亲年事已高，不要执教了，另请个教师来，教我们几个妇女读书识字，不要做开眼瞎子。公公原是主张读书的人，赞成了。婆婆虽不受过什么教育，但一向通情达理，深明时势，也依了。一在农闲时候，请个教馆先生来教，只不过是念的多，写的少。

　　那时教念的书是：《女儿经》、《千家诗》、《三字经》、《增广贤文》……等，背得滚瓜烂熟，直到我耄耋之年，从海外归来，还常随口念诵给我小侄曾孙听，什么“天子重贤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那时字是多识了几个，书也会念，而且能背诵。但我那强硬的性格，竟不知不觉地改变了不少。比如我学着书中所说的女子要“笑不露齿，坐不摇身”，“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等等，甚至见到男人，也不敢平起平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