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交地位，我是完全不感兴趣，也不多去涉足，更不曾想过要争上风。那时我还年轻，如果说我要撒起泼来，也未尝不可让郭氏难堪一下，不过这只给外人作为饭余酒后的笑料而已，实际是出了丈夫的丑。何况，德邻对我尚有其朴素而又坦荡的感情，他从来不曾使我过不去，我又何必当众去使他为难呢我的息事宁人的态度，更得到丈夫的敬重。只是有一次，我们同桌吃饭，吃的是淡红色的香粳米饭，德邻连声叫：“好吃！好吃！”德洁也说好吃。我一时忍不住说：“这就是我们这些乡下婆的粗手笨脚种出来的，自己吃不着，只供城里那些官太太吃的香粳米。没有乡下婆，没有种田的，你们别想吃到这样好的香粳米饭。”德邻不知我话中有话，还自笑呵呵地说：“乡下好！乡下好！士、农、工、商，农居第二，我不也是个乡下佬吗你们两人都做了乡下佬的老婆，哈……有趣，有趣。我如今出来是立志于救民族于水火，振兴华夏，将来功成引退，解甲归田，我们一同回乡下去种香粳米吃，同享田园之乐，那就更有趣了。”说者无心，闻者有意，我看那德洁已变成个大红脸。便不再答话了，免使德邻不快。不过这种言外之意的话，我亦只不过偶尔为之。我很少在丈夫面前，议论德洁的不是。德邻始终认为我厚道贤德，也绝不在私下与德洁讲我半句闲话，故我和德洁相处几年，表面上是和睦共处，并无轩轾；德洁也从不在我面前跋扈。可是随着丈夫地位的变化，社交应酬频繁，有我这原配夫人住在一起，每逢宴客，人家不能不请我，我虽不常去，但只要去一次，德洁便觉得不安一次。北伐开始，郭氏即跟队伍北上，我们这个两室分居的家，从此宣告结束。

　　时局使郭氏在生活上摆脱了我，在政治上，她也逐渐成熟起来。她在南宁任广西省党部监察委员，由党部推选为女子工作队队长，随军北伐。达到她“要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这个志愿。这是后话。

　　丈夫的安排

　　北伐前夕，德邻安排我带幼儿去香港读书，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我的本意，倒很愿意回到乡下去与婆婆生活在一起安适，只不过德邻说儿子读书要紧，乡下哪有一间像样的小学我才不得不去香港。

　　我去香港是德邻出师北伐之后。我们一行除我和幼儿外，有五弟松林、侄儿嘉球，大嫂等五人，由德邻的一位副官护送。到了香港，径直搬到事先为我租下的寓所去。

　　那寓所坐落在西摩台，屋外环境幽美、屋内宽敞、明亮，前面为二层楼房，后面平房三间。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比起桂平、南宁那古老屋子要舒服多了。只是我们人少房宽，未免冷清。

　　松林和嘉球住不多久，便到上海考学校去了。幼儿也入了附近小学，虽说附近，但香港地方，绑票之风极盛，一般富豪出入都雇请保镖，幼儿每天上学，大嫂总是送一程，接一程的，从不间断，除了送幼儿上学，大嫂还要上街买菜。这时，家中便只有我一人。日长无聊，又不喜欢行街逛商店，只好在家中待着，简直是度日如年。要等到幼儿放学回来，屋里才闻人语之声，而幼儿从小不喜多言语，所以屋子里总是静悄悄的。

　　大嫂见我无聊，便说：“大夫人这么得空，不如多学写字，也好给总司令写写信嘛！不然的话，总司令来了信，你还好意思请别人代笔复信么”我想来也对。于是天天学习写字，以学写信札为主。我用的那两本《信札大全》，一直带在身边，带到广州、香港，还带到古巴、美国，又带了回来，至今还放在我的抽屉内，纸都发黄了。只是可惜，尽管我也学会写信，但却始终没给丈夫写过一封信。每次他有信来，亦是托人捎带的，很少邮寄。既然有人捎信，我便把要讲的事口头上作复，省得再去写信。我的一生，执笔写字只是消磨时日，并未真正用过，直到儿子长大到美国留学，他的来信，我可以读，但仍不自己作复，只是托我的至亲代笔。说起来是很惭愧的，不外是我文化根基浅。

　　香港这地方很奇怪，认钱不认人，也不容易交新朋友，左邻右舍，见面不相识。不像我们内地，住到哪里，总少不了有邻居来往。我住了半年，也不知道房东是谁，也不用每月交房租。大概那房子也是借住的吧，我一直还弄不清楚。我印象中，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借住或租住别人的房子，不论在南宁，在香港，在广州，我们都没一间半间房舍。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广州回到桂林，才开始陆续购置一些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