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成都市邀请参加一个诗歌活动。杜甫草堂外的浣花溪旁，辟出了个开放性的诗歌公园，我们出席公园剪彩仪式。草堂已经成了繁华的闹市区，一幢幢崭新的楼房，将草堂围在中心。草堂变得像进城的乡下人，怯怯地坐在高楼新宅中，保持着安静，唯有安静是草堂最后的尊严。也许这安静也有价，门票６０元一张。于是爱进公园喝茶打麻将的成都市民，难得迈进这个高贵的去处，而把草堂留给外来的游客，让他们在静静的草堂里听杜甫的诗，也发一点天地之悠悠的感叹。

　　我的感叹不会远回唐朝，只回到半个世纪前。那是刚解放不久的成都。草堂寺、百花潭与浣花溪，这几个毗邻的近郊好去处，是成都市民春节“赶花会”和春天踏青的地方。这片成都西郊的风景地，是我童年记忆的导游图。我与母亲住在锦城西南的“将军衙门”附近，向西就到青羊宫。青羊宫是一座道观，它名气大，因为每年春节“花会”在此举办。青羊宫边隔溪相望百花潭。刚解放时这里是个小型的动物园，从青羊宫到百花潭，浣花溪相隔，那时没有桥，用木船架起浮桥，过桥收门票。我第一个幼儿园“成都育才保育院”，就在百花潭的后面。周末回家和星期天返园，都要路过百花潭。动物园里关小动物，保育院里关小朋友，大概“同命相邻”吧。青羊宫还算是城区，尽管是在城外挨着老城墙。百花潭多了一道溪水与城墙相望，完全是乡下风景了。再往西行，就是杜甫草堂，老成都人都叫草堂寺。原先这里是有一座寺院，后了香火少了，名气压不住杜甫了，草堂寺也就改叫杜甫草堂。当年杜甫在此住了三年零九个月，此后自唐以来，代代修葺扩建，到清代嘉庆年间最后重修完成，形成现在这个规模，一座很了不起的园林建筑群。小时候我常常在草堂里游玩，原因是父亲所在的大学，位于草堂西面的光华村。新中国成立后，旧大学进行调整重组，十三所大学和专科学校合并成“四川财经学院”，父亲在这所学校担任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从武汉一齐进川，分别在川南两个地区工作，父亲在乐山任专员，母亲在内江任地委宣传部部长。１９５２年后，父亲调进成都组建大学，母亲也进了成都，但已被错误地处分，开除了党籍，降为成都市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父母也因此离了婚。我和姐姐就是经常在“将军衙门——青羊宫——百花潭——杜甫草堂——光华村”，这一条路线上来回往返于父母之间。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一起，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在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用，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沙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满天尘土。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但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也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景！

　　如今，杜甫草堂变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楼如去，车水马龙。站在这里，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