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从香港带来一种药，我服后略见好些，等回去托人带来给你。除此之外，你饮食要小心，切忌饮酒吃辣椒。”随后交给我港币三万元，并说：“幼邻快要结婚了，汇些钱给他，一半你就留着吧，我马上就要回重庆了，这次十天假也是好不容易得来的。”说话间外面一迭声催促，他即匆匆而去。我看着桌上一沓钞票，禁不住泪流满面。他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啊！

　　第五章　胜利之后

　　返回家园

　　好不容易才盼到抗战胜利。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这个消息传来，人人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所有疏散到凌云来的人都在大街上奔忙起来，只有我，虽则欢喜，却不知给谁寄信、拍电报。丈夫此时不知身在何处，儿子又远隔重洋，侄儿外甥杳无音讯……还是六五说：“写个信回村头给大哥吧，就说你快要回去。”这时，我才兴冲冲地去找黄太，商量写信。黄太正好来到门外，说：“黄秘书已经拍电报给李长官啦，电文是：‘大夫人平安无事，准备返乡’。”

　　大家便天天打听动身日期。

　　这日子终于到来了。我由黄秘书及他太太陪同返桂。一路上备受山路颠簸之苦。虽说重返家园，天大之喜，但入城后只见一片废墟，大街小巷瓦砾满地，路人疏落，胜利的欢乐顿时被淹没了大半。感到战后的惨状，也不比战时差得多少。再看那十字街的房屋，有大半都被日敌烧的烧，炸的炸，完好的建筑已难见到。何况又是瘟疫过后，一片荒凉！

　　桂花街那幢美丽的小楼房，被日寇撤退时一把火烧了，但所有砖墙因建筑上乘，故未倒塌，要重行修复此屋，也不太难，但一年半载是修不起来的。而义学巷的屋子亦已毁了。义井头的老屋更破败零落，以至于我在桂林无一住处。遂与家球、起潜合计一下，大家认为干脆把义学巷建为旅馆，以便日后有所收入，亦是开源节流之计。于是由起潜着手规划建造此屋，将以前我住的后进仍建为适用于旅客住的二层楼，前面三进则一律以木板建成五十余间客房。竣工后由起潜经营，名为“建新旅馆”。听说１９５２年，起潜到广西化工研究所工作，才把旅馆移交给政府代管。此旅馆至今仍在营业。

　　到上海

　　在义井头住了一年多，桂花街房子还未落成，接到幼邻来信说：父亲写信给他，要他此时带珍妮和孙女回国团聚。我得到这个消息，便再也无心去看新屋施工了。那时德邻任北平行辕主任，表弟黄敬修任行辕军法处长，他女儿琼英、儿子杏生要去北平，我们正好同行，由外甥起潜伴送。时幼邻家小尚未起程，只是我急着母子团圆，早一个多星期便来到上海住下。

　　到上海时，有德邻的故友杨先生的儿子杨春曦夫妇同来迎接。德邻事先已说好，借住他家一幢花园小洋房。此屋位于海格路，那里大多数是有钱人家的别墅，因而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幼邻虽未回到，有琼英姐弟陪伴，亦不寂寞。

　　儿媳回来，需要较好的摆设，因此，每天除了去观光十里洋场的上海，还花许多时间去商店买东西，还觉得不齐全。

　　正当我盘算不定，德邻看我来了。

　　一天晚上，大约七八点钟，德邻一个人驱车到海格路，正好春曦妻子秀春看见，陪他进来。秀春沏了一杯龙井，递上香烟，笑嘻嘻说：“干爹好久不见大妈妈了，怎不早来呢来了大家吃饭热闹，我这就去热桂圆给你们吃，二老好好说话吧。”

　　德邻听我叙说路上事情，看我摆了一屋子东西，得知都是为幼邻他们回来准备的，忙说：“快别操这份心，他们带的东西多着呢，连雪柜都运了回来，还说汽车也运回来呢，不信上海连福特车都没有。”

　　还谈了一下德洁，德邻说：“德洁也越来越不像话了嘛，她自己来回桂林，跑来跑去的我都不管。办学校是好事，可是我要到哪里，她倒要管七管八，真岂有此理。”

　　我一向秉承闺教，无违夫子，在丈夫面前，我不违拗半句，对丈夫的事情，也从不过问。德洁是新女性，样样讲平等，当然要想管丈夫了。但是管得太宽了，肯定也会有反感。无怪乎后来我们到北平，听春曦说，德洁半夜１１点打电话给他父亲，请他帮忙劝德邻回家，说是德邻生气，一人跑到中南海怀仁堂去了，德洁打电话请他回来。德邻在电话中斥怪了德洁一顿，结果，是春曦父亲去怀仁堂婉言相劝，才气冲冲回到南长街官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