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共产党已节节胜利，大陆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富贵人家，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仓皇出逃来到香港，有的转去台湾，有的转去美国……抗日战争时，香港曾被日军占领的，共产党会不会来占领香港呢有人说：“共产党不会要香港的，因为香港是外国人的地方，放心吧。”

　　１１月底，德邻一行十多人也来到香港。德邻一到便住入养和医院，通知幼邻赶忙去看。原来是胃出血，旧病发作，病情险恶，要幼邻准备好陪他去美国治病。

　　我和珍妮都到医院看望。我见德邻形容憔悴，脸色蜡黄，饮食不进，精神忧郁。见到我们，勉强露出点笑容。我不禁心中凄然，想他戎马一生，从未过得几天安宁日子，而且饮食失调，早已种下病根。回想家中婆婆，大伯都因胃病而死，真怕德邻此时客死他乡啊。

　　在此危急情况下，我也赞成幼邻陪他父亲去美国治病。

　　１２月初，幼邻陪德邻一行乘飞机去了。临行前幼邻匆匆作了安排，嘱咐珍妮为我办手续，与珍妮一同携四女乘轮船去美国定居。

　　但是，厄运终于来临。珍妮和四女都是美国籍，回美手续一个星期办好。而我去美国属于华人探亲，香港领事馆迟迟不肯签证。珍妮回美签证拿到之后，便不能再留香港，所以只好携同四个孙女先我而行。她们走后，留下我孤零零的，分离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但是，更苦的还在后头呢！

　　不久从桂林来的人更多，看他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惊魂不定的样子。

　　打点亲友们吃的住的，使我暂时无暇想到以后；以后怎样，听天由命吧，我认为天无绝人之路。

　　１９５２年初，驻港美领事馆仍然拒绝签证给我赴美探望儿子，原因是幼邻并非美国公民。在美国的好友，建议我先到古巴住一段时间，然后由古巴申请去美国，可能容易些。幼邻在纽约的好友关祖舜先生委托在古巴的好友许先生帮忙照顾。于是幼邻决定我先到古巴居住，以待赴美时机。

　　独身古巴

　　１９５２年秋，我孤零零地离开香港这熟悉的土地，飞往古巴。若不是为了与幼邻见面，我是无论如何不作此孤身远行的。古巴是个什么地方呀

　　去古巴的飞机是要经过纽约的，我盼望着经过纽约这一时刻，因为幼邻可以在机场与我见面。

　　下午六时半飞抵纽约，幼邻和珍妮携四孙女都在机场候我。和儿孙们团聚，只能在候机室中，相见短短一个小时，真使人肝肠欲断啊！

　　七时半又孤零零地登上飞机，看见幼邻夫妻及孙女们在向我招手，我简直不忍回头，再也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飞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关先生的挚友许先生一家都来接我。

　　许先生是广东人，许太太虽然生于古巴，但幼年时回广州读书，故也说得一口流畅的广东话。他们的女儿十多岁了，在广东出生，全家都用广东话和我交谈。不几天，彼此感到亲密无间。

　　幼邻常常来信安慰我，他也心急要我去美国，已在美国聘请律师为我申请。但是美国当局要幼邻取得美国公民权方能让我到美国居留。为此幼邻必须申请加入美国籍。

　　１９５８年２月，幼邻一经获准为美国正式公民，立即乘飞机到古巴来看我。他说律师已替我申请到美国定居，请我暂时再耐心几时。

　　幼邻在古巴每天陪我去散心、游唐人街买东西。

　　直到１９５８年４月底，我才收到了大使馆发给的证书。

　　纽约定居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１日，幼邻与我乘飞机同赴纽约，许先生一家到机场送行。

　　到纽约机场接我的除了珍妮，还有关先生和李北业先生，各人与我拥抱亲吻，我激动得落下泪来，生怕这是一场梦。

　　幼邻的郊外花园式别墅十分幽雅恬静，已等我五年之久，今天我终于来了。

　　这屋子地处纽约郊外，附近没有几家人。听说外国绑票、打劫成了风，初到时我不敢单独出外。久了，除在花园中散步，也到公路上漫步。

　　在纽约，与亲友交往不多，一则是居住区域分散，人人工作不闲，见面必须先打电话征求对方同意，决不能作不速之客，否则吃了闭门羹，本人不痛快，主人也不同情，还说你无礼。

　　电话号码一般不随便告人，为的是怕有人诈骗开门，乘机抢劫。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