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是一辈子的事；藏书则是几辈子的事，有此嗜好者，把书当作高于家私、贵于儿女的心肝宝贝。或清夜展读、玩味无穷；或“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每一具书架都有来历，每一部藏书皆有呼吸，文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守着，唯恐弄脏了、惊醒了它们、碰疼了它们。周作人说：“人家的老婆与自己的文章，总觉得是好的。”藏书家的阁楼也具备这种自负，凭你出价两亿美元、三亿英镑也不换。

　　藏书家很小气。明朝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载了一位“虞参政”，他“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如同金屋藏娇一样神秘而自私，这位虞参政把藏书楼建筑在四面环水、中间只有一道独木桥相通的“绝地”，而且，不到深夜不登楼，为防万一，还总得在书斋门口挂上一块牌子，对人说：“楼不延客，书不借人。”

　　藏书家很刻薄。直到断气的时候还在书页上钤印，告诫儿孙：“慎之，宝之。借书不孝。”

　　集藏创造了一代人的神话，保留这些集藏却要几代人做出悲壮的牺牲。中国的私人图书馆，风雨沧桑数百年，没人考证得出靡费损耗与人财物力。一砖一石，心血凝铸；一函一页，哀怨尘封，至今尚存的宁波“天一阁”即私人藏书的文化奇迹。

　　天一阁的创始人叫范钦，他做过明代嘉靖年间的兵部右侍郎，此人网尽天下奇书，晚年已是位无出其右的藏书家了。８０岁的范钦自觉来日无多，便主持分配财产，而继承家业的只有大儿子和二儿媳。分配方案却匪夷所思：一边是白银一万两；另一边是整个的藏书楼。结果长子范大冲选择了后者，“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以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道诚惶诚恐地朝拜和保护，却不知是为什么……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这篇《风雨天一阁》几乎成了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如此感性，又这样深刻，这绝非普通作家想得到并能写得出的。

　　毕竟，天一阁的神话只有寥寥几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即使家底殷实，集藏丰厚，也未必做得了货真价实的藏书家。袁枚指责过这种人：“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谈（左虫右覃）灰丝，时蒙卷轴……必高束焉，庋藏焉。”在他们那里，书是装点门面的仪仗、是呼来唤去的仆从、是抬高身份的“托儿”、是随时都可能失宠的姬妾；可惜，就是做不了灵魂的主宰。

　　说实话，中国人对文化的虔诚和书的热爱始终是态度暧昧，目光游移。不仅现代人如此，从老祖宗开始就是这样。他们口口声声礼仪之邦、文化重镇；可惜，一轮到为文化掏腰包、甚至流血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就暴露出了“叶公好龙”的虚伪本相。尤其到了仓廪危机或者“以文犯禁”的时候，书是第一个被清剿整肃的目标。当代人噤若寒蝉，古代人也要乖乖地闭嘴。比如批书、禁书、烧书……真政客夹杂着伪名士、伪学者一同闹将起来，什么珍品、绝品，什么孤本、善本，有的论斤兜售；有的充当劈柴，真是“弃之如敝屣”，不复顾惜。

　　巴枯宁说：“历史的唯一用处，就是教我们不要再这样。”不幸的是，中国历史却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我们又要这样了。”中国人对历史具有天生的批判眼光，然而，一轮到自己头上，就糊涂。

　　“殷鉴不远”，熟悉历史掌故的人竟忽然健忘了，这个国家的舞台，总是上演那么几出戏，不过是行头换了。不管是“从众”还是“骑墙“，至少，大多数中国人的藏书态度值得怀疑，公众的文化品格也有待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