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忌讳，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国人早就懂得如何避讳了——一个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就越是碰不得。儿子不能直接叫老爹的名字，奴仆不能直呼老爷的名字，百姓不能直呼官员的名字……自然，全国人民谁也不能直呼皇帝的名字。秀才们学习写文章，首要的一条就是要记住圣上的名讳，否则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说话、写文章不提及圣上及尊者的名讳，这就叫“避讳”。唐太宗叫李世民，唐代的文学家们就得把“民风”改成“人风”，所以柳宗元才在《捕蛇者说》中写下了“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的句子；《红楼梦》中，林黛玉写到“敏”字时总要故意少写一笔，原因就是她的母亲名叫贾敏；清朝的康熙皇帝名叫爱新觉罗玄烨，广东陆丰的玄山寺就得改称“元山寺”，中药“玄参”也得改称“元参”。我读古文的时候就常常疑神疑鬼，这里的“人”到底是该当“人”讲还是该当“民”讲？这里的“元”是真“元”还是假“元”——“玄”？

　　避讳当然是话语禁忌的一种。在皇帝看来，语言文字如同后宫佳丽，一旦为皇帝所拥有，那别人就再也不能染指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避皇上的名讳，那简直就等于是给皇帝戴了绿帽子，后果严重得很。这当然是不讲理的做法，可是，这种做法竟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长期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的地步。

　　皇帝的名字有忌讳，臣民们配合皇帝，讲究避讳，代代相袭，忌讳就越来越多。弄到最后，达官显贵有忌讳，平民百姓有忌讳，甚至是无业游民也有了忌讳。鲁迅先生笔下的阿Ｑ，因为头上有癞疮疤，所以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无心，阿Ｑ便会全疤通红地发怒起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不过，一些字硬生生地不让用，一些词汇硬生生地不让说，这自然会影响到思想情感的交流与表达。一个国家，忌讳太多，人们就无法自由地思考与表达，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就势必萎缩，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就无法实现新突破。可以说，话语忌讳与思想突破之间存在着反比例的关系。话语忌讳越多，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就越逼仄；反之，一个政权越民主，它的话语忌讳就越少；一个话语忌讳很少甚至压根就没有话语忌讳的国度，必然是一个思想自由、文化多元、生机勃勃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