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年底，我在拍摄李少红导演的《红西服》，有一天先生下班后去片场陪我拍片，拍完回家已经凌晨１点多了。冬寒刺骨，而我们一推开公寓的楼门，一股热风扑面而来。当时，北京大多数居民楼的走廊里都是冰冷的，我们买的这个公寓设施却很完善，楼道里也有暖气。

　　一进家门，他连衣服也没脱，径直走向沙发，躺倒在上面默默地流眼泪。

　　我问他：“你怎么了？”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黄涛，我太幸福了，可是她太可怜了。家里原本三口人，我先走了，又把女儿也接走了，就剩她一个人，这会儿，不知道家里多冷。”

　　他一动情，我的眼泪也落下来。我被他的善良所触动，不由得想，他们的婚姻，比１０年更长，他的前妻，比我年长。如果我对她心狠而冷酷，他会觉得自己过去十几年的生活全都被否定了。

　　我还想起我自己的前夫，他也会在自己幸福的时刻想到我们娘儿俩吗？

　　我疼过，所以知道别人有多疼。

　　在我家二楼的楼梯拐角，一个摆放着我们生活照的中式柜子上，有黄涛和女儿的合影，也有英达和巴图的合影。我们这个再婚家庭有两个理念：第一是彼此相爱，第二是血缘是不能忘记的。先生经常和黄涛一起讨论女儿的事，有关女儿的想法我也一定会和他们商量，我深知她的孤独，也深知她不能忍受女儿与自己断了情感上的关联。

　　我和黄涛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几乎无话不说。我们之间的玩笑总开得没深没浅：“咱俩能处成今天这样，那得说我人太好了。”

　　“得了吧，你抢了我老公，还成好人了？要不是我不跟你计较……”

　　“行了，你老公又不是我从你身边抢走的，是你自己没看住，他跟别人跑了。当然，‘别人’不要他了，我看他可怜。再说我这么大的腕儿……”

　　最后两人都哈哈大笑。

　　母亲节那天，我带女儿婷婷去商场给她妈妈选了一件衣服，又买了一张卡片。我告诉她，你要在上面写一句话，然后把卡片藏起来，让妈妈在你走了之后才发现，她会很高兴的。

　　她琢磨半天，不知道写什么好，又怕俗，又不想肉麻，于是让我帮她想。我告诉她，就写：“妈妈，我是你这一生最好的作品，祝你母亲节快乐！”

　　１９９８年，女儿去英国留学，８岁的巴图把自己全部的压岁钱——１４００元，兑换成１００英镑寄给了姐姐，还写了一段话：“姐姐你随便花吧，反正我也不会花。”女儿假期里回国，给她妈妈买了一个礼物，却送给我一个她自己做的搔首弄姿的泥塑，相当难看。

　　我心里不平衡了：凭什么只给你妈妈买，不给我买？大概，我脸上的怨气被她看出来了，她就开始哭：“呜……我看你那么有钱，我不知道给你买什么。我妈穷，我给我妈买点什么她都高兴，呜……我以为你就喜欢精神上的，我就给你弄点精神上的，呜……这是我自己创作的，更有意义，呜……”

　　我的孩子气也上来了，跟她比着哭：“呜……凭什么呀？我精神物质都要！”

　　“那好吧，那我下次给你物质还不行吗！”

　　说着说着，我们就抽抽搭搭地抱到一起去了。

　　几年前，黄涛也结了婚。她嫁给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对她宠爱备至。她也拥有了新的工作，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完全找到了自我的位置。她自己说：“过去跟老赵，我是从将军到奴隶，现在我又从奴隶变将军了。哈哈，不过我估计现在赵大将军又变回奴隶了吧！”

　　摘自《幸福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