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９５％属于“职业乞讨”。在１３５名流浪乞讨人员中，只有５人属于通过乞讨解决生存问题。有关专家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证”或“行乞信用证明”，以进行分类管理。政府为乞讨者建立档案，并在部门、片区之间进行通报，对他们的行乞方式、时间及地点进行规范，加强对乞讨者的统计、引导和管理，促使他们做到文明行乞。（《人民日报》５月１６日）

　　自古以来，“乞讨行业”就是一片自由空间，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活命一些人不得不拿起“打狗棍”——流浪，流浪，整日间流浪。可是，今日居然有专家们研究到了他们的头上。要给他们办理“行乞证”或“行乞信用证明”，要让他们“持证上岗”，要像一个真正的行业一样，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我说，要想真正对他们进行管理，仅仅发一个“行乞证”还不够，应该给他们发个“胸卡”，注明年龄、性别、籍贯、“乞龄”、婚否等资料，再发一身“乞丐服”统一着装，同时，还要定时进行“业务”考核，评级、定级，如此而已，乞丐界不就管理得疏而不漏了吗？

　　这可能觉得好笑，其实在今天，好笑的不是想到的，而是你不敢想和不敢说的。尤其作为专家、教授、学者，一年想不出几个鲜招，干不出几件令人好笑的事儿，说不出几句振聋发聩的话，那真叫人笑掉大牙呢！比如，有经济学家就说，今天就根本不存在富豪和草根之说，根本就不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再比如，据《广州日报》５月１４日报道，上海社科院心理学教授张结海最近“整天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思考着中国电影人形形色色的获取国际知名度的路线图”，思考的结果是：章子怡获取了极高的国际知名度，她的伟大“被低估了一百倍”——人们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张教授真有才啊！由此可见，与这些专家们相比，要给乞讨者发个“行乞证”的想法，还不是多么可笑。

　　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人而且是专家学者们开始关注乞丐们的事了。问题是这个关注只是在对他们“管理”上想了一些“高招”，而不是从怎样解决他们的出路上想办法。因此，那个“行乞证”或“行乞信用证明”，除了对乞丐们人格侮辱和歧视以外，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乞丐群一直是被社会冷漠和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但又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解决他们的问题，应该是从救助和就业两方面入手，而不是只给他们发个“行乞证”或“行乞信用证明”，因为他们不能只“稳定”地吃这碗饭。也只有这样，才是积极地面对这个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包括乞丐在内的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各级政府和社会力量，应该为乞丐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王建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