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王春喜（左）和同学在公园合影留念

　　史记高考３０年系列报道之二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文化复兴

　　上世纪８０年代，是知识开始渐渐流行的时代，又是一个被人誉为“文化复兴”的时代。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既新奇又时尚，同时又是内涵和深度象征的名词，各色各样的书籍开始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现，

　　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上世纪８０年代，高考已经如常进行，成了中国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考得好的，将有成为“社会栋梁”、享受国家分配的权利，没考好的，进不了大学的象牙塔，也将有另外的一种出路。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学子心中，高考，依旧是最重要的考试，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招生名额，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那时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

　　花儿香， 鸟儿鸣，

　　春光惹人醉，

　　欢声笑语绕着彩云飞。

　　啊！年轻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

　　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

　　

　　这是上世纪８０年代风行的一首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曲把年轻一代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踌躇满志的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年轻人中引起了共鸣。这首歌被广为传唱，成为当时高中、初中甚至小学经久不衰的经典歌曲。８０年代，高中教育继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学子涌进了高中的校门，城市孩子把她当成出人头地的途径；农村孩子把她看作“跳农门”的机遇。他们用这首歌来激励自己，累的时候唱它，苦的时候还唱它，高兴的时候更要唱。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有的人却不幸落榜了。那段岁月是他们心中最美好的梦，当斑驳的岁月渐行渐远，回忆那让人无法忘怀的时光，又有多少人不感怀、不留恋呢？

　　毕业于郑州师范学校的王春喜，从教至今已有２４个年头了。现任郑州市聚源路小学校长，虽然从事小学教育，但他一直关注着高中和高中教育的发展。他说，两年的高中生活，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和命运。

　　王春喜来自农村，他和同龄人一样渴求知识，但更希望知识改变命运，他比同龄人更珍惜上学的机会。１９７９年，王春喜升入郑州市一所高中，成为最后一批两年制的高中生，谈到自己的高中生活，王春喜的话多了起来。他说，当时高中教育正处于恢复期，每个学校都缺教师，教师的水平与教学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学校办学条件也不太好，很多学校是建在文革的废墟之上。王春喜说，那时老师的专业素质虽有提高，但授课的“火候”还很欠缺。他说，当时大部分的老师都是“以工代干”，有的老师是留校生，有的老师是挑选出的代课老师，他们充其量也就是高中生，但那时正推行“题海战术”，谁肚子里的题多，谁就是好老师。“为了把我们教好，老师也在不停地学习、充电，当时的氛围就是‘师生共同成长’。”说到教材，王春喜说，那时的教材还没有系统化，版本很混乱，教材传递的信息量很小，而辅导资料更是“稀有产品”。由于正处改革开放的头几年，大学不多，也没有扩招计划，所以８０年代大学的录取率很低，据王春喜介绍，他参加高考那年大学录取率仅为４％，如此低的录取率使许多人被拒之大学门外。

　　录取率虽然很低，但并没有阻挡学生的学习热情，王春喜回忆说，那时候的学生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基础差、整体素质不高是那时候学生的特点。“但我们学习的劲头很大，从来都没有感到过累！”王春喜激动地说。为了考上大学，他们一般早上５点就起床背书，每天学习的时间都能超过十几个小时。但面对老师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他们学起知识来，还是相当的吃力。王春喜说，为了提高升学率，老师和学校大搞“题海战术”，当时奉行分数“一统天下”。“为了提高分数，我每天都要作大量的题，有时候看书看得头疼，真想把书放下，但一想到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就觉不得有什么苦了，苦并快乐着吧！”

　　王春喜说，有时候实在很累的话，就唱歌。那时候他最喜欢的歌曲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陪我走过了高中生活，我一直用它来激励自己、鞭笞自己！”说到兴起处，王春喜当场清唱了起来，他眼睛盛满了深情，仿佛自己又回到了那段岁月，置身于那个环境。谈到自己的学习方法时，王春喜感慨颇多，他说自己除了死记硬背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他们那一代的学生对老师有一种敬畏心理，有时候碰到难题也不敢向老师请教，能和同学讨论的就讨论讨论，讨论也解答不出的问题，常常只有“烂”在肚子里了。

　　经过两年的努力，王春喜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看到现在有些孩子不好好学习，他会忍不住说上两句，跟他们讲自己的高中故事。王春喜说，他一直很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高中老师。“恢复高考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他给许多有为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要是没有高考，我都无法想象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要是没有老师的辛勤培育，我也不会很顺利地考上大学，应该感谢他们。”

　　本报记者 李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