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葛有彦向记者展示当年参加高考的复习笔记

　　史记高考３０年系列报道之一

　　１９７７，恢复高考

　　十年文革，让当时的年轻人失去了不少机会。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学生却荒废了学业，虽然很多人没有忘记学习，但可供看的书太少，学习的氛围远远不够。１９７７年，停顿１０年的高考在邓小平的拍板下得以恢复，多少青年奔走相告，欢呼雀跃。当年的１２月１１日～１３日，全国５７０万青年开始争夺２７万个大学生名额。１９７８年７月，又有６１０万人进入考场。１９７８年的春天和秋天，两级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国家一样，迎来了希望的春天。

　　１９７７年，高考制度恢复，中国教育事业重新走上了正轨。同年，郑州市的高中教育伴着恢复高考的春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这一时期郑州市高中教育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教育秩序，实施常规教学，逐渐规范教育行为。那段岁月，对这一时期的高中生来说，是真正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青春，他们对人生的希冀和追求，全因为高考的恢复而迸发出来了。

　　崔胜荣，郑州十二中语文教师，１９８１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２６个年头了，即将退休的她谈起自己的高中生活，依然感慨万千。

　　高中生活给崔胜荣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因为她上了两次高中。１９７１年来自农村的崔胜荣开始了她的第一次高中生活，谈起当时的高中教育状况，崔胜荣感慨地说，当时还是文革时期，除了学习基本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外，还增设了农业基础知识、工厂基础知识等课程，“这主要是为我们高中毕业后，到农村和工厂锻炼打基础的。”崔胜荣说，当时的学校氛围十分压抑，老师顶着“右派“巨大的压力，奋战在教育战线上，很令人敬佩。“当时的社会思潮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老师在社会上被称为‘臭老九’，地位低人一等，那时候他们背负的压力太大了！”崔胜荣回忆说，由于当时的教学方法很陈旧，老师也只是灌输式地去教，学生当时没有考大学的意识，学习目的很模糊，甚至都不知道上高中是为了什么。１９７３年，崔胜荣高中毕业了，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活动的高潮，和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一样，她成了一名农村回乡青年。在农村锻炼的几年，崔胜荣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所学的知识正在一点一点地荒废。两年后，她去了村办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就在她以为自己要在工厂终老此生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果断决定恢复高考。顿时，大河上下，长城内外，无数有志青年沸腾了！他们从地头、车间、办公室涌入学校，拿起书本，重新构筑自己的大学梦。崔胜荣也不例外，在当了几年工人后，虽然家人不支持她上学，但她还是毅然走进了高中校门。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用功。而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

　　崔胜荣回忆说，她当时所在班级有４０多名学生，这些学生来之前有的是赤脚医生，有的是生产队长，有的是治保主任，有的是团委书记，有的是工厂工人，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悬殊很大。但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学校、老师包括社会各界对高考都很重视，一些教学资源相对得到了优化，但正统科班出身的老师几乎没有。这一时期的学生都是奔着大学来的，他们要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非常强烈，所以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天不亮就能看到同学在路灯下背英语单词，晚上在路灯下看书的同学更多。崔胜荣说，那时候由于文革的破坏，保存下来的教材很少，仅有的教材提供的信息量也不多，由于老师自身储备的知识也很有限，所以，老师和学生一样，也想多学点知识。崔胜荣说，那时候辅导资料很“主贵”，谁要是有一两本辅导方面的书籍，都成了全班人的“宝贝”。为了学到更多的知识，崔胜荣没少向有辅导书的同学借书，“为借本书少不得求人家，好话说了一箩筐，有时候借不到，就和家人软磨硬缠，自己掏钱买下来。”

　　虽然这一时期大家的热情很高，但老师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方法还是没有太大改变，老师继续延续着“灌输式”、“满堂灌”的教学风格，学生还是靠死记硬背。有一件事，崔胜荣记得很清，当时她班上有个女生学习非常努力，上英语课时从来不带课本，老师发现这一情况后很生气，问她为什么不带课本，她说她都会背了。“当时就是这样，全靠死记硬背，大家都没有什么学习方法，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方法有什么不对劲儿。”有付出就有收获，那年高考崔胜荣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郑州师范学校。

　　崔胜荣说，那时的学校从教材、教师及硬件设施上都与现在的高中不可同日而语，但处于那个年代，能受教育、有书读已经很幸运了。“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高中生活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的岁月。”崔胜荣无比动情地说。 本报记者 王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