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于１９６５年辞去担任了长达１５年的文化部长之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久，他被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人物和“３０年代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受到批判。到了１９６９年国庆，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参加重大活动的一长串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消失，他也只好用沉默表示抗议。而此时，儿子韦韬的所谓“五一六”问题已澄清，被派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支左”；最让茅公和重病在身的夫人放心不下的却是儿媳妇陈小曼，她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属于“砸烂单位”，按规定要“一锅端”下放文化部向阳湖“五七”干校，９月底已去了第一批，１２月底下去最后一批。而陈小曼的小女儿生下才四个月，嗷嗷待哺，她向工宣队打报告请求再晚些时下去，也被回绝，无奈之下，只好给孩子断奶。婆婆知道这一决定后，叫她再求求工宣队，就说等我婆婆咽了气，再去咸宁行不行？得到的答复竟是：“你又不是医生，陪着病人有什么用？”结果陈小曼离京不到一个月，婆婆便在深深的遗憾中离开了人世。

　　夫人病逝，茅盾十分悲伤，一度失声痛哭。第二天，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人问如何办后事，他答道：“从简办理，但要等儿媳回来再办。”家里立马给陈小曼打了电报，１月３０日，收到陈小曼的回电却是：“请假未准！”得到如此不通人情的电报，性情一向温和、从不利用职权找人的茅盾忍无可忍，终于发火了。他操起电话，直拨中央统战部，表示极大不满！由于心情很不好，第二天去八宝山为夫人火化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叶圣陶等几个亲友参加。而他的意见总算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先是统战部打电话同文化部交涉，然后咸宁干校又接到指令，２月３日，正在地里干活的陈小曼才被特许立刻返京奔丧。她一人从向阳湖赶了十多里路，晚上到了咸宁站，来不及买票就跳上了火车。由于匆忙中随身携带的通行证上没有盖公章，她在火车上还被警惕性颇高的列车长盘问，招致围观，继而挨批。有的乘客手拿“红宝书”，高声宣读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到了武汉车站转车时，她又被民警怀疑，说她竟敢冒充是沈雁冰的儿媳妇。又费了一番周折，她才如期到家。

　　听了陈小曼的述说，茅盾安慰道：“从另一方面想，这种经历也让你领略了当前社会的众生相。”办完夫人的后事，茅盾心力交瘁导致急性肺炎发作，住进了医院。

　　陈小曼的十天假期很快满了，她找本单位的工宣队长请求续假照看老人，也未能如愿。茅盾便对她说：“不要再求这种人了！我的病危期已过，你还是放心回咸宁去吧！”

　　陈小曼回干校又呆了一年，白天在大田劳动，夜里几个人住一间房，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磨炼。

　　１９７２年冬，同样“毕业”于咸宁干校的著名老诗人臧克家，第一个前去探望茅盾。这次久别重逢，使茅公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一首五绝：“惊喜故人来，风霜添劳疾。何以报赤心？亦惟无战栗。”而臧老的“校友”陈小曼此时也已提前返城重操旧业，后来翻译了几本外国小说，并和韦韬合著了《父亲茅盾的晚年》。

　　摘自《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