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图书市场上，于丹是最耀眼的明星，在有一些人眼里，则是最刺眼的明星。一个昨天还默默无闻的大学教师，一夜之间成了中国最畅销的作者，其作品迅速创下销售数百万册的奇迹，这个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广泛争议。批评的声音相当尖锐，斥为学者的堕落，斥为国学的庸俗化，不一而足。我本人认为，不必这样痛心疾首，不妨把心态放平一些。在我看来，所谓于丹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电视文化媒介向印刷文化领域的胜利进军，二是大众文化传播向传统文化资源的胜利进军。对于其中的得失，需作具体的分析。

　　众所周知，无论易中天的《品三国》，还是于丹的《心得》，其热销是靠了央视强势媒体之力。倘若不是先有了电视节目“百家讲坛”的高收视率和二位在节目中的走红，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在走红之前，易中天已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四本书，但销量都很有限。他原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有才情，文字功夫也好，估计他自己也承认，以前好些文章的水准在《品三国》之上。可是，直到同一家出版社出了电视讲本《品三国》，销行数百万册，才带动前四本书也畅销了起来。一个文笔不错的作者，必须先在电视上展示口才，娱乐观众，然后才能在出版上获得成功，可见电视的威力多么显著地伸展到了书籍出版领域。

　　出于好奇，我看了于丹两本《心得》的部分章节，觉得她大受普通观众欢迎并非偶然。她的专业是传播学，她的确深谙传播的诀窍，她的种种心得首先是建立在传播学心得的基础上的。人们不由自主会想起《读者文摘》这样的杂志，《花香满径》这样的励志书，奥修这样的心理导师，其间有一种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共同模式，即简单的小哲理配上感人的或有趣的小故事，而于丹运用起这种模式来真个得心应手。从内容看，她有极明确的定位。当今社会急功近利，人们在充满压力和诱惑的外部世界中拼搏，内心却焦虑而空虚。针对这种现状，于丹的励志讲座紧紧抓住一个中心论点，就是教人们淡薄外在功利，回归内心世界，寻求心灵的快乐和安宁。无论讲《论语》还是《庄子》，她都围绕着这个中心论点，落脚于这个中心论点。她十分了解外部生存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能够有的放矢，箭箭不虚发，充分发挥了缓解压力和疏导心理的效果。

　　对于丹的批评集中在她的解读方式上，指责其过于通俗、牵强甚至颇多硬伤，因而会导致国学传播的庸俗化。我的看法是，于丹的讲座与传播国学无关，她讲的不是国学，而是心得，并且不是她对国学的心得，而是她对人生的心得，《论语》、《庄子》中的句子只是她讲述心得时使用的资料。有人调侃说：于丹岂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圣经》、佛经等等的心得了吗？当然可以，她所紧紧抓住的淡薄功利、回归心灵这个中心论点，原本就是中外一切贤哲的基本价值观，否则就不叫贤哲了。所以，把这个论点套在无论哪一位贤哲头上，都不会太离谱。那么，于丹的讲述会不会使受众对《论语》、《庄子》本身产生误解呢？如果这些热心受众自己不读原著（很可能如此），当然会的，他们会以为《论语》、《庄子》就是这个样子。凡是只凭道听途说去了解大师思想的人，误解是必然的。不过，只要他们从于丹那里接受的影响是积极的，产生这一点误解没有什么关系，对他们无害，更害不到他们并无兴趣的国学头上。

　　最后要问：于丹对受众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吗？我的回答基本是肯定的。在当今这个重功利、轻精神的社会，我们需要提醒心灵生活的有效声音，而从反应的热烈看，于丹的提醒似乎十分有效。我的一点保留是，她过于把心灵生活归结为心灵的快乐了。“《论语》真正的道理，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这个断语下得太轻率，遗憾的是，它贯穿于对《论语》、《庄子》的全部讲解，谆谆教导人们，对于任何会使心灵不快乐的事情都要看淡和顺应。这就可能把受众引向一心一意做顺民的平庸之路，从而消解我所期待于她的积极影响，乃至发生消极影响。事实上，无论《论语》、《庄子》，还是柏拉图、《圣经》、佛经，核心的东西都是世界观，而每一种世界观都有着特殊而深刻的内涵。快乐只是心灵状态，不是世界观，至多是世界观所达致的某一种心灵状态。凡深刻的世界观，所达致的心灵状态决不仅是快乐，必定还有博大的悲悯，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系也决不仅是超脱，必定还有坚定的批判。舍弃掉世界观，把心灵的快乐当作目的本身来追求，就真会把所解读的任何一种伟大哲学稀释为心灵鸡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