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周传·归禾篇》、刘向《说苑·善说篇》和班固《汉书·地理志》等书籍中，对我国古代的翻译活动都有过记载，可见我国的翻译工作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但有大量译作流传于世的，则是佛教传入中国而开展的译经工作开始的，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在汉代，最重要的译经人是安清，他于汉桓帝时来洛阳，２３年间译出佛经十几部。稍后，支谶也来洛阳，１０年间译出佛经十几部。西晋时，法护为译经大家，他自幼从外国僧人学佛，到过西域，通晓３６种外国语言，并收集大批经典回国，在长安先后译出佛经１６５部。前秦时期，释道安和秘书郎赵整在长安主持译事，设置译场，聘请中外名僧协力进行翻译，从此使译经工作由民办转入官办。后秦时期，译经大师鸠摩罗到长安主持译场，译出经论３００余卷。梁陈时，真谛由扶南来中国，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佛经２００多卷。唐代是译经事业极盛时期，大翻译家三藏法师玄奘于公元６２８年到印度，历经１７年，于公元６４５年回到长安，带回佛经６５７部，后又主持译场，从６４５年５月到６６４年圆寂前一个月，经１９年的努力，译出佛学典籍经律论７４部１３３５卷，占唐代整个译经总数的一半以上。总起来说，从东汉明帝永平１０年到元代元世祖２２年，总共翻译出佛经１４４０部。

　　１６世纪，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翻译工作转入西方教学、哲学、自然科学的翻译。如数学方面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物理方面的《奇器图说》，地理方面的《职方外纪》，哲学方面的《名理探》等等。清代末期，最有影响的翻译家严复，主要翻译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还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提出翻译工作“信、达、雅”公认的标准和要求。而与严复同时期的林纾，则专门从事欧美小说的翻译，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