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３年，当宋美龄风靡美国受到热烈欢迎时，英国也向宋美龄发出了邀请。英国外相艾登向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保证，一定用最庄重堂皇的仪式来接待宋美龄。

　　但是宋美龄对于是否访英，却迟迟未作决定。因为日本侵华以来英国的表现一直让人失望，所以她对英国人没有信心。

　　丘吉尔在１９４３年３月发表的演说中声称，他认为战争的进程应该是先打败德国，然后尽最后的努力来战胜日本，并说用不着使用对付德国的全部军队去“挽救”中国。在谈到战后秩序时，他说将由英、美、苏三大战胜国来商讨世界组织的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重庆政府对丘吉尔在讲话中将中国排除在战胜大国名单之外，并对中国使用“挽救”一词极度反感，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有意轻蔑”。

　　经过几番考虑之后，宋美龄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英国的邀请。

　　同年５月，丘吉尔访问华盛顿，并且带来了１００多位重要将领及官员，其中包括在印度的陆海空军司令长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宋美龄立即告知蒋介石这一消息。

　　蒋介石主张宋美龄会见丘吉尔。同时，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党政府名义召见美国驻华代办，发表声明：“此次丘吉尔首相在华府期间，凡与中国有关事项，或与太平洋有关问题，如有会议，请约蒋夫人与宋部长出席参加。”顾维钧也认为这是正式通知，罗斯福、丘吉尔必能重视，请宋美龄及早准备一切。

　　遵照蒋介石夫妇的指示，顾维钧大使开始积极活动，以安排丘吉尔与宋美龄会面。

　　丘吉尔尽管行程紧张，也希望能与宋美龄谈谈，于是就由罗斯福出面，特意安排宋美龄与丘吉尔会晤。罗斯福请宋美龄在５月２３日去白宫参加午宴。可是，宋美龄接到罗斯福夫人的电话邀请后，以身体“不适远行”为由拒绝。罗斯福自然明白其中的奥妙，这只不过是托辞，但他认为不必过分拘泥于礼节。因此，又建议改在５月２６日，以便宋美龄能“不误医生约定打针的时间”。宋美龄并不理会罗斯福总统的安排，拒绝赴华盛顿，当时宋想在纽约会见丘吉尔。

　　对于这件事，宋美龄在见到顾维钧时做了解释：“丘吉尔目中无人，一定要我去华盛顿见他，我谢绝了。因为在国际关系中和个人关系中，礼仪和尊严都至关重要，必不可少。无论如何我在政治上没外交部长之类的职务，所以有条件表现坚决些。”结果，宋美龄因为“尊严”未到华盛顿，丘吉尔因“事太忙”不能到纽约，双方终未见面直到两人参加开罗会议才第一次相见。顾维钧分析宋美龄不接受访英邀请与不愿意去华盛顿会晤丘吉尔，可能是因为“妇女往往比较主观，或许蒋夫人在这件事上又比较感情用事”。他认为：“无论怎么说，被邀访英和在美国未同丘吉尔会晤这两件事，处理欠妥。”顾维钧很为这件事惋惜。他认为：“英王邀请她做国事访问，肯定是一种表示深切友谊的姿态。这是给中国的荣誉，很少给别的国家。”

　　自中、英新约签署后，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变，他曾指示有关部门应尽量与英国建立良好关系。因此，蒋介石希望宋美龄能够应英国邀请访英，在宋美龄决定不去英国后，他又希望宋美龄能够在美国与丘吉尔会面。但是宋美龄根据英国一贯表现判断去英国不可能有访美那样的效果，见丘吉尔也不能改变他的既定方针，与其出访无效果，不如拒绝，在丘吉尔面前表现出傲慢态度，对他进行一个回击，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中国不应该也不能太软弱。

　　但是宋美龄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丘吉尔，拒绝去英国，使英国很伤面子。１９４３年７、８月间，为修复中、英关系，宋子文访问伦敦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千都没有到火车站迎接，这种轻慢中国的姿态，也许是一种报复表示。

　　摘自《宋美龄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