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高考的小木匠

　　１９７７年８月份的一天，１９岁的袁锡泉已经是尉氏县岗李乡的一个出师的木匠。一天早晨，他正和乡亲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的工地上做木工，收音机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搅动了他那本不安分的心。他最担心的还不是水平问题，而是发愁：像我这身份有没有资格报考？

　　“我的家庭背景非常复杂，一言难尽。”袁锡泉“犹抱琵琶半遮面”地透露着自己的家境：父亲曾是北京师范大学１９４８届的毕业生和学校地下党员，接管过北京新华印刷厂。后来，由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先是丢了党籍发配到东北，后是带着一顶右派帽子，“灰溜溜”地携妻将子被打回老家去。本来就是地主出身，加上是右派之子，所以，当时的“地、富、反、坏、右”五顶帽子几乎全戴到年幼的袁锡泉头上了！从小学到初中，袁锡泉年年被班上评为“三好学生”却年年通不过学校这一关。１９７２年，正当他为上不了高中发愁时，幸亏邓小平出山，搞了个“教育回潮”，他才有幸上了高中。上大学不敢想，索性就从小学了谋生的手艺：木匠。

　　其时，远在百里之外的老父亲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专程来到郑州说服儿子：“我估摸着按照新的政策，你是可以参加高考的，孩儿啊，只管报名，就是考不上也可以为来年再考试积累经验啊。”于是，袁锡泉辞掉木工活，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复习了一个月的时间。结果成绩下来，只有１６６．５分，仅仅比１６４分的中专录取线高出两分半，处于录取的“生死线”边缘。作为农家子弟，就是中专也得上！袁锡泉专门挑煤炭、地质、农业、水利等“低档学校”填报志愿。后来，他被焦作煤校录取了，学的是地下开采专业。老父亲宽慰他：“既然咱是科班出身，将来就不会让你挖煤，至少是管理人员，能当个工程师就是崇高目标。”

　　温柔敦厚的袁锡泉讲述着３０年前的往事，绝对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作料”和“拔高”。他还自我解嘲地说：“也许冥冥之中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体检时，我平生第一次去６０多里外的县城，一不小心掉到水沟里，弄得两脚黑泥，我想，坏了，这辈子肯定要做‘煤黑子’，结果还真的应验了！”

　　扎根郑煤２７年

　　“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７日，我从焦作煤校毕业，被分配到新密矿务局（郑煤集团的前身）生产技术处，尽管只是个中专生，但那在当时可是很主贵啊，矿务局所有党政领导列队欢迎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下井。”思绪闪回到２７年前，袁锡泉对郑煤尊重知识这一幕记忆犹新，感激涕零。

　　参加工作２７年，可袁锡泉的履历表却十分简单，只有两行字：１９８０年－２００５年，在局生产技术处工作，其间入了党，提了干，晋升为高级工程师，最高职务，副处长；２００５年至现在，芦沟矿常务副矿长。

　　正是毕业分配享受到“高规格”欢迎仪式那一幕，让袁锡泉暗自发誓：领导这么看重我，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一定要成为煤炭开采和安全方面的技术“大拿”。说归说，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文凭太低，工作中遇到不少“拦路虎”，办法只有一个字：学！１９８２年，袁锡泉重新“回炉”，开始读焦作矿院的函授本科。谈及这段往事，袁锡泉自揭“隐私”：“为了上函授，我连续三年‘不敢’结婚，直到１９８５年，我这个２７岁的大龄青年才成了家，这在当时绝对算是晚婚了。”

　　按照规定，他每个月必须下井１５次，郑煤的矿井深度大多在２５０米左右。记者好奇地替他算了算：２７年间，他光是在地层深处上上下下就是２５００公里。学习加勤奋使袁锡泉的专业知识与时俱进，管理经验不断丰富——１９９４年，在他的组织下，郑煤率先在全煤系统实现了由炮采分层开采取代放顶煤开采的老黄历，单产水平由原来的每月１．９万吨增加到４万吨，且井下安全系数也大大提高；此后，他组织负责的井下支护工艺改革，把传统的摩擦支柱提升为单体液压支柱，又是全煤系统领先，百万吨死亡率几近于零；他主持进行的劳动组织高产高效改革，又使工效从原先的每工７吨提高到每工１５吨……对于这些很专业枯燥的数字，也许平常人很难读懂，但对于袁锡泉来说，那却是莫大的成就感！

　　在郑煤集团一呆就是２７年，袁锡泉不仅下遍了所有矿井，而且对井下的巷道、地形地貌、物料摆放了如指掌，历历在目。袁锡泉动情地说：“２７年的心血、感情已经渗透到煤层里头了，今生今世，我的煤炭情结是绝对挥之不去了！”说这话时，袁锡泉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心静如水，充满了岁月的历练和沧桑。

　　郑煤集团芦沟矿的常务副矿长袁锡泉，是本报此次圈定的３０个采访对象中为数不多的中专生。所以，当记者出现在袁锡泉面前时，他先是“惊诧”，继而平静：虽然我当初只考上个中专学校，但我同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没有高考，我这个当初的农村小木匠，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工程师！

　　袁锡泉，毕业于焦作煤校，现任郑煤集团芦沟矿常务副矿长。

　　感言：

　　虽然我当初只考上个中专学校，但我同样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没有高考，我这个当初的农村小木匠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