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市要申报“大禹文化之乡”，关键要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当地要有浓厚的大禹文化氛围，二是应该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当地是“大禹之乡”。本篇着重分析登封作为“大禹文化之乡”的史证。

　　诚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绪等权威专家的观点：登封作为“大禹之乡”，在古史上的证据最为充分。

　　史证首先体现在大禹及其生父鲧的封地和称号上。禹是黄帝的玄孙，其父鲧是上古时期居住在崇山下夏部族的首领，故又称崇伯鲧。《国语·周语上》载：“有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下》称鲧为“崇伯”；《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纪》云：“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谓之‘有崇伯鲧’。”在古代崇和嵩是相通的，嵩山主脉太室山古称崇山、崇高山，崇山即嵩山，“崇伯”即嵩山一带的首领。因此，大禹籍贯在郑州登封嵩山附近的说法完全可信。此后，关于大禹治水功大，被舜帝封赏，曾继任“崇伯”一职的记载，则为禹是活动在嵩山一带的夏部落的首领的进一步证明。章炳麟《神权时代居山说》中说：“故《周语》称鲧为崇伯鲧，《逸周书》称禹为崇禹。”

　　其次，史证充分体现在史书上言之凿凿的“禹都阳城”或“夏居阳城”的记载。我国最古老的史书《竹书纪年》载：“禹都阳城。”太史公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作宗旨撰著的《史记》在《夏本纪》中载：“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这些史书记载的“阳城”，就是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镇。告成镇地理位置既在嵩山之阳，又在颍河之阳，上古时候称“阳城”，既合情合理，又是先民崇阳的心理反应。因为登封告成镇位于嵩山脚下，正是夏族先民聚居的地方。夏禹立国选都，自然要把自己的祖居地作为首选。考古工作者在告成镇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丰富的与“阳城”有关的文化遗存，在王城岗遗址稍东处的东周阳城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印有“阳城仓器”和“阳城”等戳记，说明在东周时期告成镇所在地还叫阳城，其名应该是从“禹都阳城”沿袭而来。武周时女皇武则天封禅嵩山大功告成，故赐原阳城县名为告成县，这也是史书明确记载的。韦昭在注《春秋外传》“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一句话时解释：“夏居阳城，崇高所近。”赵歧也在《孟子注》云：“阳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国。”这些记载，则使“禹都阳城”与“夏鲧封崇伯”的记载相互印证，相互呼应，使登封作为“大禹之乡”在史证上具备了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三，史证还体现在围绕“启母石”及其传说而留下的史书记载中。《淮南子》载：“禹治洪水，通轩辕山（位置在太室、少室之间），化为熊。先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惭而去，至嵩山下化为石。方孕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个上古著名的神话故事中提到的高、宽均约十余米启母石依然伫立在嵩山万岁峰下，使观者不由神思穿梭于历史与神话之间，而慨叹大禹治水的艰辛与伟大。这块巨石，《汉书·武帝纪》中便有记载：“元封元年（汉武帝）登礼中岳，见夏后启母石。”《汉书》诏曰：“朕用事于中岳，见夏后启母石。”应劭注曰：“启生而母化为石，遂于石旁建启母庙，以避景帝讳，改曰‘开。”东汉延光三年（１２４年），颍川太守朱宠于启母庙前立启母阙，阙上铭文则是对启母涂山氏助禹治水的功绩的颂扬之词。相关记载至少说明，在整个汉代，人们对大禹的活动中心在嵩山还是没有任何歧见的。况且，岁月风霜剥蚀近两千年依然坚固的启母阙，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纪念和赞颂大禹及其妻子涂山氏功绩的文物古迹。那么，《史记》上记载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敢入”的“家”，不就是在嵩山脚下、在王城岗上吗？

　　可喜的是，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登封市告成镇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成绩斐然，“禹都阳城”说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的证实。参与该项考古工程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燕明先生已经断言：解决中国文明形成的最主要的区域，就是嵩山。

　　４月１１日，本报曾在特别报道版以半版以上的篇幅刊载《大禹之乡：登封一张烫金的文化名片》一文，对大禹精神的现实意义，大禹之乡在登封的史证、遗迹以及登封申报“大禹文化之乡”对登封乃至郑州实现经济文化双跨越的价值所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报道，在郑州市的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应广大读者要求，从本期《县市新闻·登封》版开始，本报将联合登封市委宣传部，推出“大禹文化之乡登封”系列报道，从史证、遗迹、民俗、民风等方面，深入分析报道登封申报“大禹文化之乡”的根据、优势、意义，以期营造舆论，助推申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