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官员显露身手

　　近年来，在中国的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示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道别样风景，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

　　个性官员中，既有中央官员，如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说狠话”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环保风暴”中敢说敢干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等，也有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如江苏宿迁市原市委书记仇和、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等。

　　他们或敢于发表个人观点，或大胆整治官僚习气，或突破传统施政套路，锐意创新，关注民生。相对那些四平八稳的温和官员而言，他们的个性相对外露，因其“另类”的施政风格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带来争议，被称为个性官员。

　　仗义执言敢于为民亮剑

　　说话表态瞻前顾后、滴水不漏、模棱两可，这是传统官员所谓“稳重成熟”的表现。但近年来，一些个性官员打破了这种沉闷的官场生态，他们对一些敏感话题大胆表露自己的观点看法，敢于亮剑，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２００７年３月５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结束后，广州市长张广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掷地有声地表示，广州将全力以赴把房价压下来，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张广宁还说：“中低收入者如果想买房，不用着急，我认为房价肯定会降下来。”

　　在房价上涨过快、公众切齿痛骂的现实环境下，不少城市市长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强词夺理为自己辩护、或装聋作哑沉默是金，唯独广州市长敢第一个吃螃蟹，表露出个性，在“两会”这种重大的政治场合，打破沉寂发出“另类”声音，委实让广州百姓有久旱逢甘露之爽，也让全国的百姓看到了政府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决心。

　　同样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在青岛，先后有两个执政官员表现却完全不同。青岛市的房价曾在２００４年第四季度同比上涨１９．８％，涨幅在调查的全国３５个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位。原市委书记杜世成显得有“个性”，他公开抵制国家房市调控政策，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青岛房价不能降，高房价能提升青岛形象。

　　杜世成因腐败问题下台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１日，青岛市市长夏耕表现出的是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特点，他指出，住房这一商品具有特殊性，不能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政府必须有所作为。这是第一个对住房完全市场化表示异议的地方高官。

　　接下来，青岛市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极强的措施，比如，对普通限价商品住房，在给开发商留下不超过８％的利润空间的前提下，核定出该普通商品房项目价格。项目建成后不管市场价格如何，开发商都必须低于限价销售。有评论指出，青岛治理房价的方法对全国而言，无疑具有标本意义。

　　高调治理高房价的个性官员赢得了百姓的喝彩声。而“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不规范”的大胆表态，则让重庆市委书记汪洋迎来了民营企业家们的热烈掌声。

　　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汪洋对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负责人和７００多位民营企业家称，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正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他表示，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把民营经济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客观看待、正确对待，给予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坚持先发展后规范，努力营造一种容忍失败、鼓励探索的宽松环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

　　国内民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的不规范被外界视作是民营企业的“原罪”。汪洋的此番讲话引起了当地民营企业家的强烈反响，在场民营企业家对其报以热烈掌声。

　　强力施政捍卫中央政令

　　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政绩而产生的发展冲动，往往导致中央政策在部门和地方推行的时候变形走样，中央政策甚至被“置若罔闻”，以至于有“中央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之说。为了让中央出台的事关国计民生的政策落到实处，为了破解政策执行中的“肠梗阻”现象，不少中央政府高官强力施政，痛斥一些官员的阳奉阴违行为，因此显得个性张扬。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连续多年掀起“审计风暴”，而且以“空前激烈的措辞”点名批评财政部等中央直属部门，对这些同级单位公开“开炮”；人称“救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面对频频发生的矿难，屡屡怒斥黑心矿主和监管不力的地方官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点名痛批８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其中，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堪称典型。

　　２００７年５月２９日，江苏无锡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太湖蓝藻水污染危机，罪魁祸首就是大量排放的工业和生活污水。此前，面对类似的一次次污染事件的发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一次次展现了自己的血性和愤怒。

　　２００７年５月１３日，面对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潘岳说，自己已经“忍无可忍”，“忍无可忍不是我个人忍无可忍，我觉得好像中国国情忍无可忍。我们中国的国情根本不能忍耐这种重化工无序的扩张，而且我们的老百姓也忍受不了。”在北京财富论坛上，他公开表示中国不应该为“世界工厂”的称号而骄傲，中国需要的是“绿色崛起”。他警告说，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ＧＤＰ翻两番时，污染总量也会翻两番。

　　不光从言语上表示对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现象进行痛斥和警告，潘岳在治污的行动上更显强硬。

　　潘岳给手下的印象是干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让手下称道的，是他做事的魄力。从２００３年上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到２００７年就任国家环保总局第一副局长，这位“个性”官员在中国大地上刮起了３次由他主导的“环保风暴”。

　　２００５年１月１８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３０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这其中包括了五大电力公司中的国电、华电、大唐三家，还有和环保总局同属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

　　２００６年２月７日，潘岳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国家环保总局从当天起对１２７个重点化工石化项目进行环境风险排查，对投资总额达２９０亿元的１０个违反“三同时”规定的化工、交通等建设项目进行查处，掀起了第二次“环保风暴”。

　　面对“先污染后治理”、“只污染不治理”的事件屡屡发生，面对强大的各种利益集团的挑战，潘岳“忍无可忍”，他甚至采用了更为强硬的“连坐”式的“区域限批”政策：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２００７年初，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１１２３亿元的８２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４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４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到２００７年４月９日，为期整整３个月的“环保风暴”圆满收尾。

　　在潘岳等人的强力推进下，不少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被叫停整改，一些被影响了政绩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叫苦之后，不得不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潘岳等人强力推行的中央制定的环保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潘岳坦言：我做的事情指向同一方向——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民族，能够“可持续”，而个人进退，早已不在计算之列。

　　铁腕执政剑指官场陋习

　　近年来，一些地方主政官员为了尽快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充分运用体制赋予自己的权力来实施变革，相对传统的官场潜规则而言，他们的施政手段显得有些“另类”，透出其“刚猛”的个性。

　　凭借市委书记的强势地位，高压执政，剑走偏锋，改变干部作风，让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为人们眼中不折不扣的个性官员。

　　从２０００年２月到２００３年１月，吕日周在山西省长治市任市委书记时，发动了一场“媒体治市”的变革实验，舆论监督矛头直指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党报《长治日报》上点名批评工作不力的党政官员，并且破天荒地在头条上批评长治市副市长。

　　吕日周带头治懒，骑自行车下乡村调研，清晨６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党员干部们不得不变得勤奋起来。

　　吕日周剑走偏锋，给长治带来了积极变化，他用高压手段激活了干部的工作热情。他上任的第二年即２００１年，财政总收入接近１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０３％，为１９９６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与吕日周相比，原江苏省沭阳县委书记(后任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的“铁腕”改革，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更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他用强硬的、快刀斩乱麻式的手法推行其施政法则来实现变革。

　　仇和从１９９６年起，在沭阳进行了为期４年的“铁腕”改革，让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环境较差的沭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时沭阳治安很混乱，仇和决心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他很快将失职渎职的公安局长免职。一天晚上，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仇和突然宣布３８个派出所所长大调防，然后开始大面积抓捕在逃案犯行动，结果当晚就抓了１００多个在逃案犯。

　　仇和行动的步伐很快，有时快得惊人，根本不容人思考。他可以用半年的时间把原来民居密集的地方变成八横八纵的步行街区；可以在３天以内办妥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在两周之内将一个原本垃圾成堆的县城变得干净整洁。

　　１９９７年以前，沭阳经济排全省倒数第一。到２００１年仇和离任时，这个全省最贫困的县，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在全省排名分别提升了１３位和６位，一举成为江苏省最有活力的县之一。一座全新的县城出现在沭阳百姓面前。人们在感受着带来阵痛的“仇和速度”的同时，也享受着美好环境带来的舒畅和愉悦。

　　在个性上与吕日周和仇和有相似之处的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原区委书记李仲彬，用“铁腕”手段推行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还权于民，其推行党内民主的一系列“出格”之举，也让人们把他列入了个性官员的行列。

　　现任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的李仲彬，早在担任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的时候，就因推行党内基层民主而掀起了一场改革风暴：开放“三会”、公推直选、民评官等举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李仲彬的“出格”首先体现在他对一些“惯性制度”的改革，提出“还权于民”。新都区政府常务会每次都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以及企业代表、大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代表列席会议。每次邀请的参会代表都不相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不但有发言权，还有表决权。李仲彬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开会研究的就是老百姓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保密的东西。

　　李仲彬的“出格”还表现在他力推的“新都之治”的民主政治改革，该区所有学校校长、２９９个行政村的党支部书记由直选产生，并首开中国直选镇党委书记的先河。有评论者说：“新都一小步，中国一大步！”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李仲彬对干部考察和测评工作的改革也非常“出格”。２００４年７月，新都举行大会，包括李仲彬在内的１７名“区官”接受了１０７１名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社区干部的测评。他提议将测评结果在报纸、电视上公开。公开测评“区官”，从此在新都成为年度保留节目。

　　２００５年７月，新都“民评官”活动再度升级。１７名“区官”根据各自得票结果，通过电视直播，向父老乡亲现场自我检讨，让新都人大开眼界。新都的民主化改革为新都带来了新气象、新活力、新发展。

　　绵里藏针彰显个性多重色彩

　　相对吕日周、仇和、李仲彬的“铁腕”执政风格而言，另一位个性官员宋亚平的施政措施对当地官员切身利益来说，是“以柔克刚”。宋亚平在任４年多，推出了１４项改革，端掉了３０００多人的“铁饭碗”。他通过对官员“洗脑”来荡涤陈腐观念，而没有采用疾风骤雨的方式，并且给予被改革者一定的保障，因而引起的震荡比较小。虽然手法“温柔”，但他实施的改革，却是绵里藏针，而且在施政过程中，意志坚定，没有丝毫退缩。

　　宋亚平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１９８６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两年后他却辞去公职，不要“铁饭碗”，南下广东“淘金”。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在商海搏击１０年之后的宋亚平，又走马上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

　　接手咸安区时，宋亚平面对着的是一副“烂摊子”：干部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保守，领导方式陈腐；政府机构人员庞杂臃肿；财政入不敷出，土地荒芜，农业衰败。封闭保守的思维充斥着整个咸安区。

　　面对困境，宋亚平决心“起沉疴，下猛药”。他开始对陈腐的地方吏治进行整治。

　　宋亚平深知改革会触动种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要做好种种铺垫工作。在推出了为在职干部、退休职工、下岗分流人员统一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等五项保险的“五保合一”保障制度半年后，他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当时咸安区的干部本能地排斥这种做法，宋亚平将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做思想工作。第一批１８７名打工干部在２００１年的正月十五启程出发。咸安区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１５０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宋亚平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必须走出咸宁市，对留在咸宁不走的，一经发现便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

　　继干部外出打工之后，宋亚平开始实行机构改革，拿留在咸安的干部“开刀”。他先拿出６个重要的、被视为肥缺的区直局机关，公开选聘局长，然后放权让竞争上来的局长组阁，对人员进行分流。先后有２３００多名区直机关的干部被推向社会。

　　机构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还是乡镇一级。宋亚平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他认为基层政权没有必要实行党政分开，分开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推诿扯皮。之后，他又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撤销合并，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一举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减下来的人一律自谋职业。这种改革在全国是首次，被视作中国基层政权冲破“黄宗羲定律”的成功尝试。

　　宋亚平的改革彻底扭转了咸安区的落后局面，自２０００年改革以来，区财政收入由１９９９年的５４００万元上升为２０００年的２．６亿元。而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还在向湖北全省延伸。

　　在个性官员们为中国政坛吹进阵阵新风、带来新气象的同时，也因为其张扬的个性引来了争议。有人认为，个性官员过多地使用强硬的行政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施政目的，即所谓的“铁腕”执政，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行为，与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的发展方向不一致。有人担心个性官员们推行的改革会形成孤岛效应，缺乏制度保证而不能稳定推行，担心人走政息。更有人认为，政策权威不能仅靠个性官员来捍卫。

　　人治？法治？

　　尽管个性官员的“铁腕”施政最后带来的是社会经济的超常发展，但“铁腕”带来的阵痛却引发了人治和法治之争。

　　李仲彬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举，被有的人视为搞“专制”、“独裁”，李本人甚至被骂为“军阀治政”。最令人尴尬的一幕是，在２００３年８月该区组织的一次对１７名区委、区政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进行的民主测评中，李仲彬“作风民主”一项得分最低，得了１２张“差”票。

　　但绝大多数的新都人承认李仲彬“是一个好官”，认为他推行的改革促进了新都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新都政改”中推行的还权于民的举措正是为了防止专制、独裁而为的，他是在用人治的手段促进法治和民主进程。

　　仇和在沭阳和宿迁的“铁腕”执政一度引起轩然大波。从定期完成拆迁规划改造旧城建筑，到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离退休人员扣除工资总额的１０％～２０％，每个农民出８天义务工，发动全民搞交通建设；从县里所有职别的公务人员三分之一轮岗去经商，到凡是在规定时间完不成交办任务的大小官员一律离岗的如山铁令——仇和所推行的雷厉风行的政策无不遭到了世人的冷眼和诋毁。在外界某些人看来，仇和的一些施政措施似乎不是侵犯了人权，就是与现行法规相抵触。

　　但仇和的支持者认为，正是这些被有些人认为似乎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成了当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在仇和冷峻犀利的眼神里，“铁腕”施政是无奈的选择，是执著的痛苦，更是体制转换时期需用“重典”的战略性思考。在仇和看来，他快速推进、“铁腕”施政更是一种策略。“我之所以凡事必采用飞快的速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措施一上马往往就遭到争议，甚至反对，我必须争取用最快的时间让人们看到结果，好的结果出来了，争议自然就消失了。”仇和要用“铁腕”改革的高速度同反对改革的舆论打一个“闪电战”。

　　对于有人诟病仇和、李仲彬、吕日周等人“是人治，不是法治”的说法，另有人则认为，从人治到法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人治——人制——法制——法治的不同阶段。任何法治行为的主体一定是人，只有人治的经验上升为制度，并通过法定的程序固定下来，最终才能达到法治。没有哪一个社会是纯粹的人治或者纯粹的法治，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往往是在一种中间状态下进行的。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郭丹认为，在处于发展中的地区，要想在短时间内改变不发达的现状，采用非常的行政手段，利用领导人的权威和魅力，强力施政，往往能迅速取得效果，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最终还要靠民主和法治来推进。

　　而在个性官员们的眼里，“铁腕”施政只是手段，并不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吕日周实行两年多的“媒体治市”之后，长治回到了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中来：起草新闻监督地方法规；启动了“五大监督”，即党内监督和行政监督、法制监督、民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民主党派监督。吕日周把自己身体力行的“三深”、“三敢”、“三带”归结到人治范畴：“领导干部的带头、带领、带动，这是人的作用。人的作用从长期来讲是不完全可靠的，多数情况下只能解决表面的、局部的、临时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李仲彬的铁腕使新都最终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仇和强力快速施政后，采取了不少制度化的措施来巩固其改革的成果，其中一项是，在全国首推干部公示制。

　　孤岛效应？人走政息？

　　个性官员们都带有鲜明的个性，他们因突破旧体制框架而引发的变革和旧体制不可避免产生冲突。他们改革的主要矛头都指向遵循惯性思维的官员和吃财政饭的人，从而引起官场的强烈反弹。因此有人担心他们所倡导的改革命运难测，会产生人走政息的所谓孤岛效应。

　　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的批评与改造，使这份地方媒体恢复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其本身就具有的功能——这种功能本来就是党和国家赋予的。但很多人寄望予出台的地方新闻法规，希望《长治日报》监督权利的来源从市委书记的意志转变为法律的授予。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则对记者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有什么样的书记，就有什么样的报纸。”这句话意味着，如果吕日周离开长治，那么《长治日报》监督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就变得前途莫测。

　　有人认为，“咸安政改”带着宋亚平个人的深刻烙印，咸安改革难以复制，归根结底在于难以复制宋亚平这样的个性官员。独特的经历和内心的政治抱负造就了个性独特的宋亚平。特有的经历让他对政府职能的看法更加清晰准确；经过多年的商海沉浮，宋亚平积蓄了可以使他后半生衣食无忧的财富，这让他能够做到为实现政治理想而改革，可以将乌纱帽放到一边进行改革。宋亚平自己也认为，虽然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借鉴咸安的改革经验，但很少有人看到咸安改革的精髓。他开创出来的“咸安精神”是一种以改革统领全局，以改革求发展的精神，其意义不在于某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

　　军人出身的李仲彬转业到地方任职后，许多人猜测他会以相对集权的姿态出现，结果恰恰相反，他致力于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但从他固执地“铁腕”施政的角度来看，他又是“专制”的，但这不能否认“新都政改”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脉络，这其中或许留下了李仲彬性格中的“民本”印记。李仲彬是苦孩子出身，他知道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官员，所以他的改革措施无不事关百姓的切身利益，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而“铁腕”施政的仇和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行事风格上，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其雷厉风行的施政方式更难以复制。

　　个性官员们施政方式与他们个人成长经历以及接受的教育等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其施政行为中无不留下其个性色彩。从这个角度而言，个性官员会否人走政息产生孤岛效应的看法并非杞人忧天。

　　但这些个性官员的施政特点有不少共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义无反顾地进行改革，符合客观实际，顺应历史潮流，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戴。有了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他们的执政理念和思路就会被肯定和延续下去。随着仇和的步步高升，李仲彬的“新都政改”经验在各地推行，宋亚平的“咸安政改”在湖北成燎原之势，潘岳等人施政力度的不断加大……这一切表明，个性官员的个性施政并不会人走政息。

　　靠个性？靠制度？

　　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出现李金华、仇和等这样的个性官员，的确有理由感动。通过个性官员们的努力，一些地方的官场顽症能够得以披露并最终有所改善，可谓是对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促进；他们的鲜明个性，给了人们可触摸的质感，增进了百姓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谅解和信任。

　　但有人认为，如果只靠某些个性官员个人的力量推动改革、捍卫政策权威，令人充满忧虑。他们认为，个性官员所揭示出的问题、所推行的政策，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就审计而言，虽然近几年来，每年的力度都很大，查出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不少问题，但一些部委却依然故我，个别的甚至变本加厉。在环保方面，虽然国家治理环保的呼声和力度越来越大，可污染事件却不断出现。出现个性官员，固然在很大意义上是百姓的幸运，但正如“总统是靠不住的”一样，要保证重大问题的彻底解决，仅仅依赖于个性官员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他们认为，加强执政能力，树立政策的权威，不是个性官员所能承载的任务。面对令人击节的个性官员，在赞扬之外，对其背后隐含的问题，更应予以深刻的、制度性的思考。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法律依据缺失是我心里的痛处。‘限批’之初，常被质问‘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虽然《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提及了‘限批’的方式，但是以法律方式确定起来的文件确实还不够。”“说狠话”比较多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其怒斥和谴责的话语里也不免流露出对制度缺失的无奈。

　　所以，靠个性官员的强力执政仅仅是加强执政能力的一个方面，要真正全面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巩固个性官员们的施政成果，保证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科学的制度。 据《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