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终于“忍无可忍”，撰文回应日前媒体对于其“不鼓励媒体呼吁社会捐资助学”的言论。王旭明认为，在贫困生助学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媒体报道得比较少，倒是对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过多倾注笔墨，这不是漠视我们的工作吗？站在王所在的教育部立场上讲，这些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王还是“挨骂”了。（见７月６日《中国青年报》）

　　批评者与辩驳者各说各话，对话不在“一条轨道上”。窃以为，根源在于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官员与公众的生活所需与困扰不同，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也会不同。不仅是教育问题，医疗、住房、物价、交通等多个领域存在的官方认识与民间认识的差距，根源大多与此有关。

　　不少官员有低价福利房可住，即便买房，也不乏“豪华房按经适房团购”的优惠，体会不到三代人挤在一间房中、排队等号的痛苦；一些官员出行有公车可坐，即便是私家车也有油补、车补等，对于小车挤占公交车道、公交车挤占自行车道大多没有切身感受，因此，一些地方大力发展公交总是使不上力；不少官员的子女上学有机关幼儿园、机关小学等设施很好的学校，花钱少，质量高；一些官员看病不仅有高额的报销待遇，而且有高水平的定点医院高质量的服务……

　　由于一些官员享有的诸多便利，他们缺乏对普通公众疾苦的切身体会。正因为如此，当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说出一句“我们夫妻两个供孩子上大学也比较困难”的时候，媒体会视为“反常规”的重大新闻；某市一位副市长偶然一次陪家人到医院排队挂号看病之后，会在大会上发出“看病实在太难了”的感慨——殊不知，亿万国人已经“难”了多年。

　　当一些官员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和百姓在“两条轨道”运行的时候，二者对话在“两条轨道上”各执一词，便不难理解。一些官员看到的更多是自己在政策层面所做出的努力，对于民间的疾苦常常视为“极端个案”；而百姓看到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放大的则恰恰是后者，基于对“点”上的认知，便会对“面”上的努力产生怀疑甚至不满情绪。官员与公众普通生活的脱节，产生了面对问题时迥然不同的语境。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舆论指责王旭明，还是王旭明指责舆论，都难以获得被指责者的理解与认同。         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