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昂尼斯的自责，不能不先说说爱因斯坦当年的处境及相关情况。

　　１９００年秋天，爱因斯坦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但他在那些“正统”的教授们的心目中，乃是一个不安分的“异端”，故而未能留校。在毕业后的这段时间，爱因斯坦为找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而屡屡碰壁。他向德国莱比锡大学的维纳教授、奥斯特瓦尔德教授写信，谋求助教一类的职位，没能成功。１９０１年４月１２日，他还写信给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教授昂尼斯：“尊敬的教授先生，我听一位朋友说，您那儿有一个助教的位置还空着，恕我冒昧谋求这个职位……”希望也落空了。求职连连受挫，并未影响爱因斯坦乐观、坚韧的天性，以及对科学的探索。１９０５年，已在伯尔尼专利局当了小职员的２６岁的爱因斯坦，石破天惊地发表了５篇震动世界物理学领域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在此基础上又于１９１６年建立了广义相对论），从而改写了人类科学史。

　　１９１１年秋，第一届索尔雅物理学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与会期间，那位当初拒绝爱因斯坦求职请求的昂尼斯教授满怀歉意，向爱因斯坦表示了深重的自责：“现在应该由我来给你当助教了！你１０年前寄来的那张明信片我还保留着，将来把它送到博物馆去，让后人看看我这个老头子有多么糊涂。”

　　不难看出，昂尼斯教授的道歉和自责是恳切的、真诚的。不问昂尼斯是否将那张非同一般的明信片送到博物馆，仅凭他能够不怕“坍台”地说出这番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正是在这一年，昂尼斯发现了物体的超导现象，引起世界物理学界的关注）。人对事物的认识，人对人的认识，总是有一个过程，有眼不识“千里马”，也有情可原；其实，昂尼斯也可以装戆——“从未收到过那张求职明信片”——如果爱因斯坦提起此事的话；再说，毕竟是１０年前的事了，没准儿爱因斯坦本人早忘了（即使没忘，以爱因斯坦的度量，也未必会提及旧事），你昂尼斯又何苦自讨没趣，挑起旧事。没有人要求昂尼斯教授这么做，这是他的自我检省。以昂尼斯教授的资历和眼光，不可能不知道：其时，任何的人和事，无论好坏，只要与爱因斯坦的大名联系在一起，无异于“载入史册”，而自我揭“丑”，则难免要遗“丑”万年。然而，昂尼斯就是昂尼斯，他果敢而无情地自揭其“丑”，真是“傻”得可以。这就是昂尼斯教授的性格。在我看来，这反倒成了昂翁的一个可敬可爱的闪光点。

　　设想类似的情形发生在中国：那些一度拒绝过“千里马”的角儿，很可能装得若无其事；或者会刻意辩解一番，叹一叹苦经和自身当时的为难之处；甚或还会有人把自己打扮成伯乐，说是早就发现对方是一匹千里马了，只是由于……

　　这其实已不是在下的设想了，现实社会，种种“巧为人”的角色，我们见得还嫌不够吗！

　　从爱因斯坦“求职”到昂尼斯“求责”，笔者悟出了一种人文意义上的“相对论”。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