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７年冬天，我１２岁那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早晨，母亲苦着脸，心事重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她叹息着，并不时把目光抬高，瞥一眼那三棵吊在墙上的白菜。

　　最后，母亲的目光锁定在白菜上，端详着，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叫着我的乳名，说：“社斗，去找个篓子来吧……”

　　“娘，”我悲伤地问：“您要把它们……”

　　“今天是大集。”母亲沉重地说。

　　“可是，您答应过的，这是我们留着过年的……”话没说完，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

　　母亲的眼睛湿漉漉的，但她没有哭，有些恼怒地说：“这么大的汉子了，动不动就抹眼泪，像什么样子？”

　　“我们种了一百零四棵白菜，卖了一百零一棵，只剩下这三棵了……说好了留着过年的，说好了留着过年包饺子的……”我哽咽着。

　　母亲靠近我，掀起衣襟，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

　　可是透过泪眼，我仍然看到母亲把那棵最大的白菜摘了下来。

　　母亲又把那棵第二大的摘下来。

　　最后，那棵最小的，形状圆圆像个和尚头的也挤进了篓子里。

　　集市有三里远，我和母亲挑着篓子终于挨到了集上。母亲让我走，去上学，我也想走，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朝着我们的白菜走了过来。我认识这个老太太，知道她是个孤寡老人，经常能在集市上看到她。她用细而沙哑的嗓音问白菜的价钱。母亲回答了她，她摇摇头，但是没有走，而是蹲下，翻动着我们的三棵白菜。她把那棵最小的白菜根拽了下来。然后又逐棵戳着我们的白菜，用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指。她撇着嘴，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母亲忧伤地说：“大婶子啊，这样的白菜您还嫌卷得不紧，那您就看看哪里还能找到更紧的吧。”

　　我对这个老太太充满了恶感，你拽断了我们的白菜根也就罢了，还昧着良心说我们的白菜卷得不紧。我忍不住冒出了一句：“再紧就成石头了。”

　　老太太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问母亲：“这是谁？你儿子吗？”

　　“是老小，”母亲转过头来批评我，“小小孩儿，说话别没大没小的。”

　　老太太撕扯着那棵最小的白菜上已经干枯的菜帮子。我十分恼火：“别撕了，你撕了让我们怎么卖？”

　　“你这小孩子，说话怎么像吃了枪药？”老太太嘟哝着，但撕扯菜帮子的手并没停。

　　她终于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露出了鲜嫩的、洁白的菜帮。在清冽的寒风中，我们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鲜美啊！老太太搬着白菜让母亲给她过秤。终于核准了重量，老太太说：“俺可不会算账。”

　　母亲对我说：“社斗，你算。”

　　我找了一根草棒，在地上划算着。

　　我报出了一个数字，母亲重复了我报出的数字。

　　“没算错吧？”老太太盯着我。

　　“你自己算就是了。”

　　“这孩子，说话真暴躁。”老太太低声嘟哝着，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然后将手指伸进嘴里，沾了唾沫，一张张地数着纸票。她终于将数好的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也一张张地点数着。

　　等我放了学回家后，一进屋就看到母亲正坐在灶前发呆。那个篓子摆在她身边，三棵白菜都在，那棵最小的已经受了严重的冻伤。我的心猛地往下沉，知道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母亲抬起头，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过了许久，用一种让我终生难忘的声音说：

　　“孩子，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

　　“娘，我……”

　　“你今天让娘丢了脸……”母亲说着，两行眼泪挂在了腮上。

　　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充满沉痛。

　　摘自《会唱歌的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