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飞机从上海直飞新德里，整个航程约六个小时，相当于飞欧洲大陆时间的一半。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印度却是一个似乎比欧洲还要陌生的地方。

　　“印度人吃饭还是用手抓吗？”“印度人除了咖喱还吃什么？”“印度的街上是不是汽车给牛让路？”当我们从印度归来的时候，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印度依旧神秘

　　２００６年，在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的１００名在校学生中，进行了一个关于印度的详细问卷调查。在被要求回答“印度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时，除了“瑜伽”、“佛教”、“泰姬陵”等之外，大学生的答案中也包括了“飞饼”、“印度阿三”、“鼻环”、“赤脚出租车司机”。

　　只有６０％的人听说过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知道尼赫鲁和英吉拉·甘地的，更是少得可怜，分别只有１７％和１２％。

　　相当多的人没有回答“是否知道以下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东印度公司、阿姆利则惨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巴分治”，原因是“完全没有概念”。其中“阿姆利则惨案”没人知道。另外，还有７６％的受访者不知道印度现任总理是谁。

　　印度问题研究专家赵干诚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印之间交流不够。他发现，去印度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鲜有学生交流。组团去印度旅游，在中国的号召力也不大。

　　印度普通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的了解同样模糊不清。复旦大学学生刘熙曾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教授中国文化。她说，她教的印度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总理是谁，当地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被少林寺录取”。

　　曾历美好时光

　　中印两国不但有着深厚的文明亲缘，在彼此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曾经情同手足。

　　在交通只能依靠马匹和骆驼的唐代，玄奘取经的终点，就是佛祖所在的“西天”——印度；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毛泽东去印度大使馆赴宴时曾经开玩笑地说“荣归西天”，即“到印度去投胎”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１９２４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对梁启超说，他的前世一定是“在中国传道的和尚”。离开中国时，朋友们要泰戈尔检查是否落下了东西，泰戈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只落下了我的心。”

　　１９３８年，印度医生柯棣华受印度政府派遣，到中国协助抗日。白求恩逝世后，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１９５４年的中国家喻户晓。这一年，尼赫鲁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热情款待。随行的印度记者报道说：“大概整个首都的居民都出来欢迎。为了使人们能看到尼赫鲁，商店、学校、机关都放假一天。”

　　商人看好中国

　　５０年后的今天，频繁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是精明的商人。

　　萨蒂扬公司是印度顶尖的４家软件服务公司之一。２００２年，萨蒂扬进入中国时，还有点惴惴不安，尽管在新加坡有成功经验，对于中国内地的制度和商业氛围，他们还没有多大把握。

　　既然不是特别有把握，为什么还是进来了，而且不是像有些印度公司只是试探性地建立代表处呢？

　　萨蒂扬公司的罗文德说，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如果没有投资中国”的长远眼光，就不会率先来到中国。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眼光来自对历史的研究。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量曾经占到全球的一半，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随后，辉煌移向了欧洲，然后是美国，最后是日本。

　　“根据变化的走势来看，现在是亚洲的时代。”他说，“新加坡和泰国也曾发展很快，现在不如中国这么有吸引力。中国的‘神六’上天后，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摘自《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