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同治年间，郑州出了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东西的著名人物。他就是时称“言论风采，独冠一时，文名动两河”的教育家闫坛。

　　闫坛（１８２３－１８８７），字杏圃，世居郑州。他５岁入私塾，１１岁即熟“四书五经”，加之精于书法，亟富文采，为文引经据典，说理至精至深，为郑州督学（即提督学政，是中央派至地方专管生员学习及督察师儒的官员）所赏识，被聘为东里书院教习（清末兴办学堂时，对教师的称谓）。因钻研学问，执教有方，受到学子的欢迎。也受到省、市地方官员的嘉奖和推崇，光绪元年领乡荐（即由州县地方官员举荐，参加京师礼部应试），后被录用，主司审查文书。此时，闫已５２岁。当时，由于鸦片战争失败，清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但官场却一片颂扬之声，他愤而斥责说：“这些人当道，文风如此，国家何以富强！”仅一年，就辞职还乡，重操旧业。

　　闫坛讲学，既注重国学，也重视西学。为此，他作《中西学派异同考》一文，加以诠释。他说：“中西学派，小异大同。中国学问，大成于孔子，而裂毁于后儒；欧西文明，导源于希腊，而结果于兼爱。兼爱，墨子之教也，孟子距之辟之于两千年前，而中国日弱；西方效之法之于两千年后，而各国日强。吁！奇矣。”这番理论，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从侧面批判了中国不能推行兼爱，而造成封建专制，而使中国日渐衰弱的弊端，并提出了类似二十年后张之洞等人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其学问之深，见识之广，由此可见其一斑。

　　后来，因学生日多，旧有房舍已不敷使用，闫坛建议当局，将院址迁至南公馆（今书院街）。在征得同意后，他扩建讲堂，营造宿舍，购置中外书籍，聘请名家名师，追回被恶人强占的学田二十余顷，终使新书院很快形成规模，成为当年郑州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为后来郑州开办新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闫坛办学，直到６４岁死去为止，先后达数十年之久，为郑州培养了大批英才，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但生活却极为贫困潦倒。因他儒雅温良，视学子为亲人，不惜拿出俸禄，变卖家产，资助贫苦学生，以致死后欠下巨债，家境贫至不能安葬。对此，知州马玉麟深为感动，为其代偿债务数千缗（音民，旧时一千文为一缗）。其学生百余人，共同为他集资买棺、购地、立碑，才得以安葬。发丧之日，上至官府，下至学生、民众，逾千人为之送行，悲恸之声不绝于道，场面甚为感人。这在当年的郑州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