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慰安妇”？日本出版物早有诠释，却用掩饰本质的中性词释之为“随军到战地部队慰问过官兵的女人”，或称“慰安战地官兵的女性”。当年在押抚顺的日本战犯说，日军官兵则蔑称之为“Ｐ”，英语“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娼妓)”的第一个字母，也与中国人对女性生殖器的统称谐音。

　　始自于“九一八”，广施于南京大屠杀

　　这实际是区别于出自经济利益考虑的自愿行为的军妓，由军政组织强征、骗征的奴隶性军妓，也就是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性机器”、“性奴隶”。

　　日本战犯们见证，它始发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挂牌自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广施自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南京首家“慰安房”于１９３８年正式注册开业。

　　据一份由日军各部队间机密文件缀成的《陆支密大日记》记载，日本军队１９３８年３月要求各派遣军招募营妓时，强调必须慎选适当人员，并与地方宪兵、警察秘密合作，以保持军队威信，避免产生社会问题。

　　当年参加攻陷南京作战的战犯说，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命令汉奸王承典、孙叔荣、乔鸿年等人，掳掠当地妇女１００多人，在傅厚岗、铁管巷等地建立“慰安所”。１９３８年２月又在山西路口建立上军北部“慰安所”，在铁管巷四达里建立上军南部“慰安所”，４月在夫子庙贡院街同春旅社和市府路永安里建立两处“慰安所”。

　　日军还利用发放“良民证”的手段，从南京、武汉猎取数千名中国妇女作为“性欲处理对象”，再将其中一些人运往北方地区充当性奴隶，此后便无人知晓她们的生死命运。

　　东条英机开道，裕仁加贴皇封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８日，东条英机完成组阁。这位兼任陆军省大臣、内务省大臣的日本首相，在参谋本部呈递的征集妓女前往战区的报告上写道：将归顺国(占领国)自愿妇女也考虑进去。同日，他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又把这一恶行合法化、道德化。他说，“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或缺的、具有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

　　日本军需大臣手令：慰安妇属军需品，但不得编号，不得建档；从长远运输费用和开销考虑建议，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

　　日军情报部官员大雄一男在给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说：日军在战场上受挫于中国军队的低落情绪，可以在“慰安妇”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让日军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精神，能在中国尽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天皇裕仁曾与４名内阁成员签署命令，授权所辖各学校及地方政府挑选合适的妇女充当“慰安妇”。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将“慰安妇”试验正式奉为一种制度，给它贴上了皇封，使之升华了皇道的神奇功能。

　　超级“兽类集团”开动“野兽机器”

　　战犯供述资料表明，“慰安妇”被日军称为“军队卫生性公共厕所”，与日本兵的比例大约１∶２９，即每女每天“慰安”２９个兵。

　　从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在上海挂出第一家由军队管理的“杨家宅娱乐所”(“慰安所”)木牌，到１９４１年，日军推算的需求比例为１∶３５。以此计，为７０万侵华日军征用的中国“慰安妇”人数，在１０万至２０万之间。她们以家贫、低教育的养女或童媳居多，年龄集中在１６岁至３０岁之间，已婚或未婚者皆有。这些手无寸铁的女性，在刺刀、狼狗的囚禁下，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牛马，成为日军铁蹄下的殉葬物，成为日本侵略政策的牺牲品。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１４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７５％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３０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同盟国搜查纳粹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发现德国驻华大使当年的一份秘密电报这样说另一个法西斯轴心国日本的军队，“他们是兽类的集团，是一群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美国报刊也惊骇地认为，“日本国是披着文明的皮肤，长着野蛮筋骨的怪兽”。人变成了兽，比兽还要恶。这种人对人的残酷，造成了人类心灵永远的悲哀。

　　摘自《特区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