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诤臣，这是大家都熟知的。不过有一个问题：魏征敢于一次次地触犯龙颜，向李世民进谏，他的底气何来？在封建社会，虽然理论上规定臣子可以向君王进谏，甚至应该“死谏”，但在实践层面，进谏毕竟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没有足够的底气，谁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惹皇帝生气？所以，我们除了褒扬魏征敢于直谏的个人勇气之外，还应该分析他的底气来自何方。

　　我想，魏征直谏的底气首先来自他恪守的“民本”、“仁政”等政治理念。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制定基本的执政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多的大臣主张用法家“严刑峻法”的理念治理国家，但是，魏征据理力争，坚持儒家“仁政”的治国理念，主张“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最后，李世民采纳了魏征的主张。这便是“贞观定策”。制定正确的国策，是唐朝日后能开创贞观之治盛世局面的理论基础。而在这一点上，魏征功不可没。我们还可以看魏征与李世民的一段对话。魏征前半生经历不顺，他多次“政治跳槽”，跟随李密，投降窦建德，之后又投靠太子李建成，最后才成了李世民的大臣。用“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伦理来衡量，魏征的个人气节并不值得嘉许。李世民也曾向魏征提出过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你怎么可以对人不忠呢？魏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精彩。他说，我确实跟随过李密、窦建德、李建成等很多人，但是，我的最终目标不是忠于某个人，我帮助他们是要通过他们拯救天下苍生。显然，在魏征的心中，天下苍生的位置是重于具体的某个政治强人的。一千多年以后，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怦然心动。魏征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明清时代的迂腐文人。宋朝之后，被程朱理学毒害的文人越来越拘泥于所谓的“忠义”。“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谢君王”成了很多末世文人的人生写照。他们只知道忠于某一个具体君王，岂不知在君王之外，还有着广大的百姓苍生！与这些人相比，我觉得魏征身上洋溢着“为百姓请命”的可贵光辉，而这正是他敢于一次次犯颜进谏的思想底气之所在。

　　其次，魏征在贞观时代不是孤立的。魏征刚直的品格、清廉的操守和敢于进谏的勇气在当时并不是“稀缺资源”。岑文本是贞观时期的中书令，可他住的房子又小又湿。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温彦博同样不治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的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设想一下，如果魏征生活在明代的嘉靖年间，他的处境会怎样？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心思根本就不用在治理国家上。同时，官场黑暗，“清官”是绝对的少数、异类。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清廉和刚正与整个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你的政治理想如何实现？最后，魏征的底气还来自于他遇到了一代明君李世民。李世民信任魏征，即表明他对儒家“民本”理念有真心的认同。君臣的心中都装着百姓苍生，交流起来就没有心理障碍和思想隔阂，同时也避免了相互猜忌。否则，皇帝想的是如何大权独揽，大臣们想的是如何巴结奉承，那还怎么做到君臣团结、励精图治？

　　恩格斯在评价欧洲的文艺复兴时写过这样一句话：“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又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可以套用同样的句式来评价贞观之治：贞观时代是一个需要良臣而又产生了良臣的时代，而魏征正是诸多良臣中最为突出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