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我的言谈举止间，没有他见惯了的那种小心翼翼和毕恭毕敬，他惊讶地看看我，不甘心似的又重复了一遍：“你觉得达特茅斯为什么给你奖学金呢？”

　　“大概是我的经历和成绩让学校相信，他们在我身上的投资不会让他们失望。”

　　签证官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把学校的两封信还给我，面无表情地说：“我不相信你真的能得到奖学金。”

　　不相信？

　　这既出乎我的意料，又让我哭笑不得。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了一年２万多美元的奖学金，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而且是因为这样一个荒谬而蛮横的理由。

　　“你凭什么不相信我能拿到奖学金呢？”我不甘示弱，立刻反问。

　　“我来中国两年多了，还没有见过读大学本科就能得到奖学金的。仅仅是这两封信，根本不能证明你的奖学金是真的！不过，你并不是被拒签，所以不必等两周之后再来。如果你有充足的资料证明你奖学金的真实性，欢迎你随时回来！”

　　即便是这样一番回绝的话，签证官依然说得周到客气，礼貌得无懈可击。但是那一刻，我的自尊心却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尽管美国从来都不是我唯一的选择，但是，他凭什么不相信我？

　　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气愤，反而满怀信心、不卑不亢地说：“我当然要回来，而且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五）万里之外的援助

　　从美国领事馆回到家里，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寄来的所有材料，学校历史、教师状况、院系设置、校内食堂、宿舍房间、生活费用、停车设施，甚至连学校电影院和高尔夫球场这样的娱乐设施介绍我也没有遗漏。无论相关与否，有用没用，我把它们一股脑儿全都塞进了纸袋。等签证官看到这些加起来足有半米高的精美书籍和画册，一定会责备自己，怎么早没看出达特茅斯对我的诚意！

　　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９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１０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３６０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Ｊｏｅ。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Ｊｏｅ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９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Ｊｏｅ，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１分钟， Ｊｏｅ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从此，我记住了Ｊｏｅ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Ｊｏｅ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６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６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９·１１”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