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我是有点“历史癖”的，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文化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远胜过对当今文坛的关注。在我的眼里，他们像我的远祖一样让我敬仰，又像我的兄弟一样让我亲近。我常恨自己不生在那个时代，哪怕是给他们做个“牛马走”一样的小角色。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只要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走动在他们常走动的街道上，呼吸着他们曾呼吸过的空气，出入他们常出入的书肆，经人指点，远远地看看他们的身影，也于愿足矣。

　　不是高攀名人，胡适生前常说他有“历史癖”与“考据癖”，若论所学，胡先生怕也要让我一筹。不管生性怎样的愚钝，学业怎样的耽搁，毕竟在求学的年代，我是上过大学历史系的。后来不得已从事文学写作，总也忘不了的还是那份史学的情愫。几经权衡，终于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一个楔入的地方，那就是传记文学的写作。我选择的两个传主，李健吾和徐志摩，让我了了这份心愿。先李健吾，后徐志摩，这全然无意的安排，让我逆着历史的时光，饱览了那个时代的盛衰，也领略了那个时代的风采，当然，还有他们的烦恼，和他们的凡庸。

　　临到主编一份文学刊物，我说的是《山西文学》，起步的艰辛，整合的繁琐，不亚于一场酷烈的战略兼战役的突围。待到冲出重围，云散月霁，风格初定，惊讶地发现，文学还是文学，却绝非旧时模样。处处刻画着我性格的印记，处处隐现着我旧时的梦想。征之实绩，便是几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文章。绝非有意的策划，实在是心性的趋避。一点也还堂皇的理由，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较之空疏的抒情写意，过往的前哲们的为人与为文的实录，对眼下的读者或许更为有用。至少他们的事迹，更能启迪后来者从文的心智，为人的品格。

　　我还得承认，较之那些声名显赫的革命作家，或曰进步作家，我的心性更偏向于那些所谓的非革命的作家，过去很长的时段里，他们另有一个恶谥，叫做资产阶级文人。实际的革命的行为，诚然可歌可泣，可你能说非革命的，就全是助纣为虐，全是十足的反动？除了那些十恶不赦的顽劣，若着眼于全民族的福祉，全社会的行进，不也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战斗正未有穷期，是非又岂能遽下定谳。再者，过去几十年间，革命作家们的嘉言懿行已广为人知，就是根根须须也剔罗无遗，即如眼下，有多少报刊仍在不厌其烦地旧饭重炒，花样翻新。偌大的一个中国，成千累万的报刊，何在乎这么一个《山西文学》，给他们辟出这么一个浇薄的土块？

　　收集在这里的，就是这样一些文章。当然，不全是些非革命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老舍、聂绀弩等，均有专文，只是对他们的记述，也有新的命意在焉。但愿我的这番苦心，能给喜欢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人的年轻朋友们，带来一点新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