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虽仅１４字，却为我们传递了两个信息，那就是在两百多年前的时代，一是文字狱有多么的可怕，二是文人士子可以靠著书谋生。我以写作卖文为业，故不妨谈谈著书与谋生的关系。

　　能著书，并且可以靠其谋得稻粱，维持生计，于古于今，均不容易。欲著书，先须博览群书，古代文人刻苦攻读的故事很多，什么“三年不窥园”，什么“头悬梁，锥刺股”，什么“凿壁偷光”、“囊萤映月”等等。今人虽然不需再受上述之苦，但要读的书比古人多得多，古时读书人须吃十年寒窗苦，今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寒窗苦要吃十六七年。若是有志于文学创作，还要博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耗费的精力，远胜于古人。光读书不行，还要勤奋练笔，以求文字功力达到一定的境界，虽不说能入木三分、力透纸背，起码也要达到文通字顺、能够基本表达心中所想的水平。这练笔，除了极少数出手不凡，一鸣惊人的神童或天才，绝大多数人少说要练个三五年，甚至十年八载。练上十年八载，能够写出像样的作品，已属优秀，更多的人则是练了多少年，甚至一辈子，写出的东西也未能达到发表水平。而作品达到发表水平，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靠稿费为生。尽管在新闻出版业空前发达的今天，靠写作可以为生已经成为事实，但那毕竟要冒很大的风险，且难以致富，因此大多数乐于此道的人，仍在坚持业余。

　　由此可见，有志于写作以至能够著书的人，绝大多数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磨炼。处于读书练笔阶段的人，若是幸而生于富贵殷实之家，经济上有爹妈做坚强的后盾，倒是可以不问稻粱事而潜心向道学；若是不幸生于寒门，就须先“为稻粱谋”，把肚子填饱，否则常常忍饥挨饿，为无米下锅发愁，也就潜不下心，向不了学。而出身于寒门的有志学子，似乎永远是大多数。

　　元代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许衡说：“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也就是说，读书做学问的人，首先应以谋生为要务，生计有问题，则会妨碍为学之道。清代学者张履祥，对为学者“治生”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诠释，他说：“人须有恒业，无恒业之人，始于丧失其本心，终于丧其身。许鲁斋（许衡号）有言：‘学者以治生为急。’愚谓治生以稼穑为先。能稼穑则无求于人，则能立廉耻；知稼穑之艰难，则不妄求于人，不妄求于人，则能兴礼让。廉耻立，礼让兴，则人心可正，世道可隆矣。”无恒业，无治生之能，则必求于人，求于人，则将丧失心灵和人身的自由。在张履祥看来，治生，不仅仅是解决肚子问题，而是保持人格独立，享受精神自由，知廉耻、兴礼让的根本。他７岁丧父，家境贫寒，曾就学于大学者刘宗周门下，学成后以种地为生，农忙时耕作于田间，农闲时授徒著书，一生著述宏富，是“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实践者和成功者。

　　自古以来，著书先为稻粱谋，不但是极简单的道理，而且为万千学人士子所奉行之。古今中外，靠种地、做工、经商、当职员维持生计，业余勤学苦写，终成大学者、大作家的例子，举不胜举。然而时至今日，一些男女才俊却另辟蹊径，欲不劳而获，由人出钱包养，以实现自己的诗人、作家梦，且确有人实现了被人包养的美好愿望。被人包养，的确可以免受谋生之苦，无衣食之忧，并且可以省下“为稻粱谋”的时间，但被包养者是否会象张履祥所言“始于丧失其本心，终于丧其身”？我作为局外人，难以体会其中滋味，暂且不加评说。而白吃白喝白穿白住若干年后，是否就能梦想成真，成为真正的诗人或作家？则恐怕要打一个特大的问号。若是被人包养多年，却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我想，稍有羞耻心的人也会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