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貌和出身是每个人无法选择的，一点没脾气，就靠运气了。我的相貌实在没走好运，任何看我不顺眼的人都可以拿我相貌开涮；我的出身好像被照顾了一下，连说我“痞”也要在前面加上“名门”两个字。可我倒是觉得老天最照顾我的恰恰是没给我美相貌；最损的就是给了我这“家庭背景”。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长得很难看是十岁左右。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妈妈带我去北京饭店理发，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北京饭店只有外国人和高级干部才能进去。我妈领着我走在长长的、有红地毯的走廊里，两边的服务员都说，

　　“呦，这您的女儿啊？”

　　“她可没您漂亮！”

　　“她怎么一点都不像您！”

　　“您可比她漂亮多了！”

　　“她可太不像您的女儿了！”

　　“是不是医院里搞错了？！”

　　说得我进了理发店就号啕大哭，我妈问我为什么这么伤心，我说他们都说我没你好看，我妈和理发员都哈哈大笑说，是啊，你就是长得没你妈好看。

　　当时我妈妈有一件的确良衬衫，粉色和桃红色格子的，特别好看。我一直等着我妈淘汰下来我穿。终于这天到了，我发现我家保姆把原来特别好看的小花有机玻璃扣子换成了普通的白扣子。

　　“为什么换扣子？”我问她。

　　“你长得没那么漂亮，”阿姨说，“有衣服就可以了，连扣子一起给你，就糟蹋了。”

　　以上两次对我都还是有伤害的，后来就习惯了。我最喜欢讲的“丑小鸭”故事是我大学毕业不久的事情。

　　我那时候刚工作，在上海买不着机票，托我妈妈跟上海民航局打招呼，因为她认识当时上海民航局的局长。这招还真灵，局长秘书当天晚上就把机票送过来了。第二天早上，我捧着本侦探小说，坐在候机厅的地上等飞机（那时候没那么多板凳坐），那局长秘书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一把将我揪起来，说，你怎么坐地上，真不体面，我们局长来看你啦！

　　我立刻站起来，掸掸屁股，人还没站稳，局长的鼻子离我的下巴已经不到一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说话时他俩眼睁圆了瞪着我，而他语调的大拐弯充分表示了他的诧异和对我相貌的不满。

　　“嗯。”我答道。

　　“太不像你妈妈啦！”他声音大得整个候机厅都听得清清楚楚。

　　“谢谢您帮我买的机票。”我说。

　　他很无所谓我对他的感激，摇着头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很失望地自说自话道：“没啥看头，没啥看头。”

　　经过这些锻炼，我的脸皮已经很厚了，骂我丑真太不稀奇了。总而言之，我这非常不招人待见的相貌帮我建立了我的个性和人格，英文就叫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我的出身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家里人念过点书，出过点名；钱不多，够花；离权势不远，但是不够小心。我们习惯夹着尾巴活着，当大人物中的小人物，挨骂知道低头不语，半句好话就受宠若惊。

　　我知道我们家有“地位”是从５岁开始，因为没人跟我玩。我家是独门独院一个大红门，所有住着大杂院的人家都怕孩子到我们家玩受欺负。后来我外婆亲自出马，做了点“公关”，邻居家的大人才让小孩到我们家来玩。

　　１１岁的时候我特别风光，大操场的喇叭里经常有这样的广播：“……毛泽东主席接见……在座的有……章含之……”我的老师总是有求于我，从买扑克牌到亲戚调工作。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殷勤的女老师，有一次看我回家，小跑过来把自己刚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买的一条鱼送给我，“给你妈妈的，”她说，“一定代我问她好。”我１６岁的时候，我妈妈和乔冠华都被隔离审查，用现在的话就是双规了。同一个女老师，看见我往地上啐口吐沫，白我一眼说，“‘四人帮’爪牙”。她从来没教过我，也没求我办过事情，所以至今我不知道她的姓名，但是她的脸我铭记在心。

　　我写东西是认真的，我相信我有读者，但是所有报道都不会放过我是谁的谁，我再怎么努力也摆脱不了“她有名是因为她的家庭背景和前夫”这么一句话。

　　写到这里都不知道怎么收尾，本来是高高兴兴地说说长得丑，结果是郁闷地讨论我的家庭背景。只能说，老天真是挺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