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站到上午温晓璐俏立的那棵羊蹄甲树下，靠着大树坐在翠绿的草丛中等着天黑，百无聊赖地想起昔日的朋友、同学，还有远方的亲人。最后一次与父母联系是接受封闭式训练前夜，在两名教官的陪同下我拨通家里的电话。

　　“妈妈，我要出国执行任务，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

　　“啊？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到哪个国家，有没有危险，大概多长时间……”

　　爸爸抢过电话：“出国后能和家里保持联系吗？”

　　“恐怕不能，这是一项保密行动。”

　　电话里出现短暂的沉默，爸爸是老公安，自然明白“保密行动”四个字包含的分量，过了半晌才说：“记住，任何情况下都要沉着冷静，顺境下不能急于求成，逆境下不能灰心丧气，爸爸妈妈想你平平安安回来。”

　　唉，不知何日重回亲切温馨的家乡，听爸爸爽朗的笑声，听妈妈弹钢琴，还有大院里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包括儿时玩伴周佳。

　　大概从初中起我和周佳就不说话了，原因是大院里的孩子们说我们是小夫妻俩，谣言传到学校后班上常有好事者跑到隔壁班看我的“媳妇”，因此我没少跟这些家伙干架。为避嫌放学后我们再也不在一起做作业，假期里也各和各的伙伴玩耍。

　　虽然不再说话，不再一起玩耍，可是仿佛心有灵犀似的，我们总是在相同的时间出门上学，对视一笑，然后各自抽回视线隔着一段路步行。上高中时都有了自行车，每天下晚自习后夹在一大群嘻嘻哈哈的同学中，渐渐身边的伙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我们俩，她骑得不紧不慢，我则若近若远跟在后面，不说一句话，羞涩而神秘的青春就这样一天天飞逝。

　　我上警校那年她考入北京一所大学，分隔两地更没机会接触，放假后也遇到过好几次，碍于旁边有人总是不好意思打招呼。直到大四上学期的那个春节，除夕之夜我到院子放鞭炮时正好她也在，两人默然相对片刻我涨红脸说：“新年快乐。”　

　　她开心笑道：“新年快乐。”

　　“鞭炮放完了？”我问了句废话。

　　她抿抿嘴，打量着我说：“在警校几年，培养出军人气质了。”

　　“你也很不错，比以前……漂亮。”话一出口我脸颊像被火炉烤过一样发烧。

　　她有些腼腆地低下头，下意识用脚后跟踢地，说：“毕业去向定了吗？”

　　那时还没有人找我谈秘密行动的事，我坦然道：“初步方案是争取在广州或深圳就业，接受新思绪新理念熏陶，你呢？”

　　“原计划留在北京，可那边竞争太激烈恐怕没多大把握，”她看着我说，“我也想去南方。”

　　“好啊，”我脱口而出，“我正愁偌大的城市孤零零没有一个朋友呢。”

　　她微笑着侧过脸道：“别担心，我有几个女同学准备南下，到时把她们介绍给你……”

　　“那可不行，我一和女孩子说话就脸红，两句话不到就没词。”

　　“骗人，你这会儿和我说话脸红了没有？”

　　“你不一样，以前我们玩得多开心，还钻到李大爷柴火堆背后过家家，我当爸你当妈，你还偷偷用你妈的手帕盖在脸上扮新娘……”

　　“啐，谁扮新娘了，明明是你用装糖果的纸盒顶在头上做新郎官……”

　　正谈得高兴，她母亲边出来边叫道：“佳佳，佳佳，外面冷……”一见是我又转过身去，“你们聊，你们聊，嗬嗬。”

　　我隐约知道，她的父母与我家在很早以前开玩笑似的定下娃娃亲，这也是当时被嘲笑是夫妻的依据。不过这一说反让我们不好意思起来，周佳低低说声“拜拜”便匆匆进屋……

　　１３

　　天色由明转暗，由暗转黑，草丛里响起了各种不知名小虫的叫声。

　　我很有耐心地继续等待，直到时针指向１２点附近。是时候了，零点前后正是人睡眠最深最疲劳的时段，这时候厂区内无论哪道警戒线都难免产生松懈和麻痹。走了十多里，远远看到绵亘数里的高墙，面向公路的大门上有一排霓虹灯组成的大字：金致制药厂。

　　四下环视一遍，迅疾无比地跑到墙根下借助飞虎爪轻轻跳进去，眼前是四排高大宽敞的仓库，每一排的值班室都亮着灯，仓库四周的监控闪个不停，一丝不苟盯着每个角落。仓库两侧都是两层楼房，上面宿舍下面车库，每一间都上了锁。再向前七八排都是厂房，有的灯火通明机器隆隆，有的黑灯瞎火悄无声息，身穿消毒大褂戴着口罩的工人们来来去去非常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