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要论言论自由、民主化管理，历朝历代都不能和明朝相比。

　　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闺中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

　　不要害怕得罪皇帝，不要害怕被杀头，“刑不及大夫”，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愤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上一顿而已。

　　正因为此，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词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耳目，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的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看看明朝的名臣系列，哪一个没有被这些言官“弹劾”、“骂”过，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这些人或德或才，无不有过人之处，难以想象，大明帝国如果没有他们，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这些名臣自己骂，同时也在被人不断地骂。可以说，明朝２７６年的历史，是一部“骂”的历史。

　　“挑刺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特长，再完美的人、事，总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姑子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骂死、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１６４４年，大明帝国危机重重，即将崩溃之际，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

　　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这些知识分子不是在专心应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帝国只有灭亡的份了。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观点，缘于万历皇帝３０年怠政，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执政前１０年，是明朝一个辉煌的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万历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我看也是被言官骂成这样子的。

　　敢于骂皇上，直接骂，毫不留情地骂，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明朝有这种事。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在我们看来，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凌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在这以后，给万历上书进行无端漫骂的文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万历没有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万历皇帝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他们去骂吧！

　　孔子曰：“苛政猛于虎”，在明朝，这些知识分子“骂声猛于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让，何况那些舞刀弄枪的武将？能干的给骂下台，不能干的也给你骂下台，大明帝国靠什么来支撑？

　　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能本是件好事，但无端的放纵，褒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意图，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也许是对我们今天的一点借鉴吧。

　　摘自《最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