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去哪儿都闹，不如在家读点儿书刊报。

　　《文艺争鸣》２００７年８期有一组邵燕祥作品研讨会的文章，孙玉石老师谈得最为娓娓感人。孙玉石跟洪子诚在“冷幽默”方面有些类似，特别是退休后往往从个体生命角度来看待和评论文化问题，更显得诚恳老到。

　　那天我们毕业２０周年聚会请老师讲话时，孙老师告诫我们要“远传媒，拒诱惑，勤读书，慎做人”。有些同学就在媒体工作，疑问道：“我们怎么远传媒？”我说，孙老师的意思是“要在心里保持对传媒的警惕”，不要做“眼球经济”的帮闲，更要对满天飞的假新闻勇于拒斥。邵燕祥本人的发言也很诚恳，我认为邵老是中国文人里最真诚的人之一，跟那些为了投机钻营而摆出“唯我独右”的文人完全不同。

　　邵燕祥上世纪８０年代多次给大学生做报告，在北大著名的“民主草坪”上，我们跟他坐在一起，畅谈中国的民主进程。我发现他长得酷似著名相声大师苏文茂，幽默起来更是满脸洋溢着一种“文雅的坏笑”。后来我们曾经在草原笔会上同住一个蒙古包，我说我１９８９年秋天写过一首《木樨地怀古》，邵老听后心领神会地说：“木樨地，无古可怀，无古可怀也。”一个人不管持有何种思想，何种立场，只要是真诚为他人造福的，是经过了自己的大脑和心灵的，那就值得尊重，值得敬佩。

　　另一位为人真诚的“新右派”谢泳，一直默默地进行着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他的《清华三才子》（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讲的是罗隆基、闻一多和吴景超，在材料使用上下了苦工夫，比起很多科班出身的教授要规范和严谨得多。谢泳被聘为教授，说明了学问不一定产生在学院之内。

　　重看了一遍《下半月》２００７年１、２期上１４位著名诗人制订于哈尔滨的《天问诗歌公约》，觉得这不是一个游戏主义的问题。此公约不妨看作一次反省和检讨。诗人们认识到尊重母语的重要性，认识到人品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认识到知识和技术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这对于新诗的发展，是具有极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梁小斌忏悔他当年写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文，已经诗界尽知。近日又翻看了《梁小斌如是说》（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１０月），不禁思考了一阵当下很多诗人都以散文发言的问题。

　　诗人叶匡政的诗集《城市书》（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善于抓住城市生活的日常意象进行提炼，从世俗中发现沉重的历史，显得很有分量。而“独立文学典藏”里刘索拉的《女贞汤》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都配满了玄幻加波普风格的插画，使文本显现出多层的新意，这是令我相当不敢以“胡闹”视之的。

　　再看将日本古典名著《枕草子》配上了２００多幅浮世绘的《日本格调》（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５月），编排者本身的格调已经无须多言了。至于前几年我读过的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１０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当时竟未留心主编者叶匡政已经默默开始了一种“复合文本”的出版探索。今天看着那些精心选择的插画，我想，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字，仍然是图画的灵魂。但图画却可能使文字的灵魂经常走神或者失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