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上对慈善立法呼声日益高涨，民政部早于２００５年正式启动慈善法的起草工作，２００６年，慈善事业促进法草案出台并被列入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准备于２００７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不料，草案在内部引发争议，几易其稿，至今未进入下一步立法程序。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称，慈善事业正在进入一个迫切需要立法规范的大发展时期，所以，预计下一届人大有望制定慈善事业法，较乐观的估计是２００８年能够提交审议，２００９年前将可能获得通过。

　　慈善事业亟待发展

　　在走向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上，慈善行为不可或缺，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是激烈竞争中温暖人心的仁德良药，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几起“慈善风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大受助研究生段霖夏中途退学，用善款开办公司，被捐助人告上法庭；山西女孩郭小娟被指携善款“潜逃”，与组织募捐的网友发生纠纷；湖北５名大学生被指缺乏感恩意识，被捐助者从受助人名单中剔除；山东青岛“大善人”王明殿因行善出名，却屡遭“索捐”麻烦。人们反思得出的普遍结论是，我国尚缺乏一部慈善法，对慈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整。

　　２００７年５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网友“八分斋”和“南山飞狐”的帮助，获得１５万元的社会捐款。６月，郭小娟手术成功后，将剩余的近１０万元带回了山西老家，该行为引起非议。８月，组织募捐的“八分斋”和“南山飞狐”代表网友前往山西，要求郭小娟履行当初的口头承诺，公布账目，将剩余善款捐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目前，我国除每年有６０００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２２００多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以外，还有７５００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６０００万残疾人和１．４亿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各种形式的救助和帮助。

　　“为保障这些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权益，仅靠政府努力远远不够，必须让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互补，政府行政力量同社会动员力量互动，而慈善事业就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如是说。

　　按照国际惯例，慈善活动被普遍看成除了市场分配、政府分配之外的第三次分配。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了０．５的警戒线，如果算上城乡居民福利性分配的差别和高收入阶层、公职人员的隐性收入、灰色收入，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因此，发展慈善事业，扩大第三次分配，使社会资源分配更趋于公平，显得十分迫切。

　　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１０００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１０万家，这意味着有９９％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这份调查让公众把“缺乏责任感”的帽子戴到了中国企业的头上，令很多企业感到“很委屈”。

　　２００４年，我国国内入榜的１３５位慈善家共计捐款９．８５亿元，约合１亿多美元。而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４年，美国５０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是６５０亿美元。两者相差达６００多倍。

　　２００２年，我国私人捐赠人均只有０．９２元人民币，不到当年ＧＤＰ的万分之一，而２００３年美国人均私人捐款８２８．７美元。我国和美国人均收入相比为１∶３８，人均慈善捐款相比为１∶７３００。

　　据安徽省慈善协会副会长陈义明介绍，安徽省慈善协会成立１０多年来，共接受和发放善款、善物２亿多元。除２００３年江淮水灾严重、全年收到善款激增至４０００多万元以外，安徽省慈善协会平均每年所收款额在２０００万元左右。而这些捐款当中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境外，源于安徽省富豪阶层的捐款几乎为零。

　　２００４年年底，安徽省慈善协会收到的一笔最大额的个人捐款，也并非出自富豪之手，而是出自江苏一位七旬退休老人。老人家境并不富裕，乘火车硬座赴皖，一次性捐给贫困群体５０万元。此外，２００５年百位中华慈善大奖获得者中惟一的安徽人李玉兰，也不过是经营小饭馆的普通个体户。

　　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位。为此，民盟中央建议，应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从法律层面鼓励发展慈善事业。

　　从目前现状来看，我国还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法规条款，对富人的捐赠行为，也没有专门法律加以调整，只是在合同法中对赠与行为有所规定。因此，通过一部立法，来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对于调节贫富差距和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显得很有必要。

　　其实，我们过于习惯地把板子打在企业或富豪身上，却忽略了另一个明显事实：中国９０％的公民没有捐过款物，而美国８５％的捐款来自民众。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有１００多家慈善组织，而美国有１００万家；中国１００多家慈善组织每年募集到１００亿元善款，仅相当于ＧＤＰ的０．１％，而美国同类数字为ＧＤＰ的８％－９％，英国为０．８８％，加拿大为０．７７％。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慈善缺位”不仅仅是企业或富豪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的问题。

　　乐善好施民族传统

　　我国慈善事业真正被世人关注，是由于一些重大事件，比如１９９８年的水灾、２００３年的“非典”，这些突发性事件激发了国人的慈善心。

　　李嘉诚说：“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有人说，李嘉诚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名下企业业务遍布全球５３个国家和地区，雇员人数约２２万名；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他的投入也足以让他成为亚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益慈善家。

　　慈善，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和境界，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和需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我们的祖先对“善”字的价值判断有３个要点：一是把“善”看作“大”。《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二是把“善”看作“宝”。孔子说：“维善为宝。”三是把“善”看作“乐”。宋人罗大经说：“为善最乐。”由这三句评语，足见从善之高尚。

　　现代慈善主体是全民化的，它从熟人慈善走向公民慈善。在传统农业社会里，以血缘家庭式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亲戚相帮，邻里相帮，基本上是亲戚帮亲戚，熟人帮熟人。工业社会和城市化以后，大家到城里来了，一村一族人在一块土地上相依为命几十年、甚至是几辈子的情况不存在了。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并且随时有可能搬走。这时候的慈善就面向所有公民了。慈善家、慈善工作者来自方方面面，受益对象也是所有需要援助的人。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倡导发善心，行善举，献爱心，增强人们的慈善意识，对于净化人们的心灵大有好处。因为，人们在进行慈善活动的过程中，不仅对有困难的同胞是一种帮助，而且向世人展现出一种对待财富、善用资源的更美好的价值观，对所有人的精神都是一次升华。

　　“人帮人才更幸福”，国家已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此，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及制度，努力创造人人都愿表爱心、献爱心的慈善环境。

　　慈善立法

　　迫在眉睫

　　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余彭年，现年８３岁。在“胡润２００６年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他以捐赠２０亿元位列第一位。１９８８年，他给某省捐赠了１０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却得知，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吴玉章认为，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只规定捐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解释。

　　吴玉章建议，应修改公益事业捐赠法或制定更具体、可操作的实施性条例，明确规定捐赠款物的使用及公开的程序，具体界定如何才是“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在目前国家层面立法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应适度加强地方立法工作，先在地方立法层面上有法可依。

　　也许，中国从不缺少善良慷慨的人，但缺乏让这些善良慷慨得以落实的机制。

　　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都缺少法律明确规定。

　　２００５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共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建议１１件，议案７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１１件。其中，涉及慈善立法内容的人大建议有６件，人大议案有７件，政协提案有４件。慈善“立法”一度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目前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层次不高，不利于维护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许安标提出，政府应通过立法，鼓励和引导非营利组织及其所兴办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法律中应增加以下规定：通过政府向运转规范、廉洁高效、声誉优良的非营利组织购买服务，委托它们为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促进和引导非营利组织的自我管理；通过向社会特别需要的社会救助、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保等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引导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正确方向；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引导社会资金向公益事业领域转移。

　　制定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引导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富裕阶层的人士改变慈善观念，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当中。比如通过建立健全有关慈善事业制度，使慈善机构运行更加规范，捐赠款物的流向更加透明，那么就可能增强人们对于慈善的信心和热情。比如通过开征遗产税、所得税、赠与税乃至特别消费税，比如制定一些使慈善事业捐款者更能得到社会尊重、扬名的规定，使得富人们改变自己的一些行为，更多地将自己的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

　　据了解，慈善法第一稿２００５年就已经完成，后来几经修改，至今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完全的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慈善的内涵和外延；一个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间的事业，还是政府也可参与其中的公共事业，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际问题，因为慈善是有资源的、有资产的、有利益的。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由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明确提出，要在５年之内，对慈善政策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初步形成良好的政策和法制环境，基本建立适应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副主任许安标在提交给“慈善立法和政策创新”论坛的材料中指出，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认为，为适应公益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规范公益行为和慈善行为，解决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必要修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民政部正在开展立法调研。             据《法制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