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江青的控制下，搞创作长达十年，亲历了“样板戏”的兴衰，其紧张、痛苦的滋味刻骨铭心。晚年，他写了多篇回顾“样板戏”的文章，客观地评说这一畸形的文化现象，并对当事人给予公允的评价。

　　他认为，“样板戏”这个说法是不通的。什么是样板？据说是服装厂成批生产据以画线的纸板。文艺创作怎么能像裁衣服似的统一标准、整齐划一呢？

　　“样板戏”的创作理论是“三突出”和“主题先行”，影响很大、祸患无穷。“三突出”是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是于会泳提出来的，最早见于对《智取威虎山》的总结。把人物分为三个阶梯，为世界文艺理论中所未见，连江青都觉得这个模式实在有些勉强。她说：“我没有说过‘三突出’，我只说过‘一突出’。”就是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即她反复强调的“一号人物”。而且一号人物必须代表党，连芭蕾舞中绝对的“女一号”，也必须服从这个思想，改成代表党的“男一号”。

　　“主题先行”也是于会泳概括出来的。这种思想，江青原本就有过，她抓戏都是从主题入手。改编《杜鹃山》的时候，她说过：“主题要通过人物来体现。”这是从概念出发，违反创作规律的。

　　“样板戏”另一个缺陷是风格单一，只允许高亢、洪亮而不要其他的风格。江青规定要写大江东去，不要写小桥流水。汪曾祺说，他是个只会写小桥流水的人，也只好跟着喊了十年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喊了十年，真是累得慌。

　　不过，他认为“样板戏也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十年磨一剑”的正面意义，是艺术上的认真细致。此外，它在唱腔、音乐上也有突破，发展了京剧的音乐。在这方面，于会泳是有贡献的。他研究过四十多种地方戏剧与曲艺的音乐语言，成功地糅进京剧音乐里。《海港》里的二黄宽板，《杜鹃山》里柯湘的“家住安源”的西皮慢二六，都是老戏里没有的板式，很好听。

　　对于“样板戏”的始作俑者，他的评价也尽量客观。比如，他认为江青对于“样板戏”是花了功夫的，排除她的政治目的，对于艺术还是有些见地的。但是，也有违背京剧艺术的规律瞎指挥的时候，比如，提出抒情专场的设想，就不合乎京剧唱词以叙事为主的一般原则。

　　关于于会泳，汪曾祺对他有关艺术与政治的观念大不以为然。他举了一个例子，于会泳曾经组织了一台晚会，有三个小戏，都是抓特务的。阎肃开玩笑地说：“你这个文化部成了公安部了。”

　　但是，汪曾祺认为于会泳是有天才的，对于京剧音乐有独特的贡献。于会泳还把西方歌剧的人物主题旋律引用到京剧唱腔中，使人物既有性格，又出新好听。他创造了新的板式，使唱腔富于变化。他设计唱腔的时候，同时把唱法也设计出来，演员演唱不好的时候，他就自己示范，他的小嗓很好。

　　汪曾祺对于“样板戏”的评价，体现了一位老艺术家的诚实。 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