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夏天,持续的闷热。我在翻译昆德拉的短篇小说集。身与心,彻底的投入,竟让我忘记了高温和闷热。也忘记了时间。早起,晚睡,光着膀子,定定地坐在书桌前,一坐就是六七个钟头,每天至少要译出五六千字。整整两个多月,除去上班,几乎天天如此。
没有应酬,没有聚会,没有杂七杂八的事务和欲望,只有昆德拉,只有昆德拉的故事和人物。《搭车游戏》《没人会笑》《爱德华和上帝》《永恒欲望的金苹果》……小伙子、姑娘、我、爱德华、马丁……我不得不喜欢这些故事和人物。我也确实喜欢这些故事和人物。读读《搭车游戏》,那是场多么耐人寻味的游戏。一场游戏最后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世事常常出人意料。任何设计和预想都不堪一击。我们无法把握事物的进程。最庄重的可能会变成最可笑的。最纯真的可能会变成最荒唐的。最严肃的可能会变成最滑稽的。关键是那道边界。可谁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再读读《爱德华和上帝》一个追逐女人的故事却如此巧妙地把信仰、政治、性、社会景况、人类本性等主题自然地糅合到了一起。层次极为丰富。手法异常多样。加上不少哲学沉思,又使得故事获得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字里行间弥散出浓郁的怀疑精神。显然,在昆德拉眼里,信仰值得怀疑,爱情值得怀疑,政治值得怀疑,革命值得怀疑,真理值得怀疑,语言值得怀疑……总之,一切都值得怀疑,一切都毫无价值。《可笑的爱》中的每个故事都让我喜欢。喜欢,才有翻译的兴致和动力。而翻译,又让深入成为可能。
翻译,就是最好的深入。每个字,每句话,每个细节,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站在你面前,挑衅着你,诱惑着你,纠缠着你,想甩也甩不开。你必须贴近,深入,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喜欢它们,然后才能打动它们,让它们在你的语言中苏醒,复活,起身,并张开手臂。这是个痛苦的过程。起码于我而言。力不从心的痛苦。寻找对应的痛苦。难以转译的痛苦。感觉总在较劲。同文本较劲,同语言较劲,也同自己较劲。总恨自己的文学修养还不够深。总恨自己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不够强。常常,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一动不动,琢磨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就这样凝固了我的时间。难以转换。甚至不可转换。语言与语言的搏斗。个人与语言的搏斗。无限与有限的搏斗。这近乎残酷。残酷得像自虐。
两个多月后,《可笑的爱》终于译完。那是昆德拉的书,也是我的书。那一刻,我才感到了轻松和快乐。没错,轻松和快乐,仅仅在完成之后。
译事,就是这样艰难。译昆德拉如此。译詹姆斯如此。译克里玛如此。译卡达莱如此。译齐奥朗如此。译布兰迪亚娜如此。在我有限的翻译实践中,几乎无一例外。它考验你的修养,考验你的才情,同样考验你的毅力和体力。有时,一次翻译就是一场马拉松。没有毅力和体力,你又如何能跑到终点?!我因此极为佩服李文俊、高莽、杨乐云等老前辈。我因此十分不解:在许多学术单位,翻译竟然不算成果。自然,我指的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我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俊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莽先生译的《人与事》,乐云先生译的《世界美如斯》不知要胜过多少篇“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
小说外,我也译散文和诗歌。不论译什么,只要是书,都会让我进入一种非常状态。专注、紧张甚至焦虑的状态。人也变得古怪,沉默,恍惚,情绪不定。生活规律完全打破。常常,将自己关在屋里,一连几天都不出门。每每译书时,家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气氛。家人都会替我着急,都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牺牲”或“替罪羊”。对此,我深感不安,可又十分无奈。那真是情不自禁的事。我已在想:以后译书,要单独住到一个安静的所在,最好是偏僻的郊区。不打扰人,也不被人打扰。一切的一切都由我来消解和承受。译零星的作品则相对要松散一些。主要是时间和空间上的松散。松散并不意味着容易。尤其在译散文和诗歌时。译散文和诗歌,更加需要灵气,也更加讲究语言。不是所有人都能译散文和诗歌的。再严格一点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文学翻译的。做文学翻译,要有外文和中文功底,要有文学修养,要有知识面,还要有悟性、才情和灵气。而悟性、才情和灵气常常是天生的。此外,最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热爱。
而热爱又伴生着敬畏。一种错综的情感。时间流逝,我越来越敬畏文学和文字了,越来越敬畏文学翻译了,越来越觉到它的无边无际,无止无境。什么才算完美?完美难以企及,也根本无法企及,仿佛一场永远打不赢的战争。反过来,也正是这种难以企及,让你时刻都不敢懈怠,不敢骄傲和自满。
我甚至都有点惧怕。惧怕文学翻译。同样是出于热爱和敬畏。我相信,译比写,更难,也更苦。正所谓:戴着脚镣跳舞。正因如此,我现在更愿写作。写作,海阔天空,无拘无束,让文字舞动,流淌,闪烁,像水,或像火:
酒的滋味,飘荡在空中。七夕的空中。七夕是个节日。不,七夕只是种幻觉,在内心突围,弥漫。七夕也是个词。这个词让人心痛。别停下。接着喝。可以换个地方。到花园里喝。把酒放在草地上,点上两支蜡烛,慢慢喝。我听到音乐了。子夜,我听到音乐从高处传来。《黄莺之恋》:撞击灵魂的音乐,让泪水往高处流。女人,让我为你哭泣!高处的女人。那边的女人。夏天的女人。在凌晨三点写字的女人。无处不在的女人。名叫女人的女人。
——选自高兴散文《夏天的事情》
写作时,你可以想象,也可以游戏,那会给你带来无边的快乐。而翻译却不行。你不能丢掉那必须的脚镣。想想青年时期,竟然一天译五六千字,都有点后怕和羞愧。那时,实在不知天高地厚。如今,每次面对一个作品,都要长时间的琢磨和酝酿。今年3月,开始译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卡达莱的长篇小说《梦幻宫殿》。差不多一个来月,我都处于酝酿状态。每天只译几百个字。最多也就两千字。故意的慢。想渐渐地加速,想准确地把握基调和语调。一旦确定了基调和语调,译起来,就会顺畅许多。就这样,一部十来万字的小说,竟花费了我四个多月的心血。“虽然顾虑重重,但他没有从窗户旁掉过脸去。我要立马吩咐雕刻匠为我的基碑雕刻一枝开花的杏树,他想。他用手擦去了窗户上的雾气,可所见到的事物并没有更加清晰:一切都已扭曲,一切都在闪烁。那一刻,他发现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这是《梦幻宫殿》的结尾。译完这段话后,我的眼里也盈满了泪水。